【衣冠城專欄】為何台灣對美外交難以轉向

衣冠城/梅花新聞網主筆

川普第一任期國務院幕僚惠頓(Christian Whiton)日前發表一篇名為「台灣何以失去川普」,文中除點名副總統蕭美琴駐美期間與「左派」過從甚密,並影響其在美表現與總統賴清德台灣外交政策走向,也指出台北外交決策圈沒有注意到美國「新右翼」政治勢力的興起與深層意義。惠頓的文章在台灣政壇引起不小的風波,但他點出台灣忽視「新右翼」的崛起且缺乏聯繫管道倒是頗值得重視。而賴清德7日接見「烏克蘭跨黨派國會議員訪問團」又似乎再度證實台北外交決策缺乏對華盛頓風向轉變的敏感度。

惠頓指出,台北在川普上台後不斷接待川普不喜的個人與團體,他舉例:賴清德在總統府熱情接見了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的負責人戴蒙·威爾遜(Damon Wilson),這個基金會與川普是死對頭,他們不斷妖魔化川普,而川普也欲除之而後快。不只如此,賴清德還見了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前國務卿蓬佩奧以及前副總統彭斯,而這些都是川普黑名單上的頭號人物。

賴清德接見的有民主黨也有共和黨,但這些共和黨人與川普所代表的新右翼或MAGA(讓美國再次偉大)運動都沒有淵源甚至相互敵視。烏克蘭國會議員當然不是川普眼中的仇人,但賴清德對他們重彈價值外交、民主同盟,在華盛頓聽來就有點不合時宜。

2022年,蕭美琴《華盛頓郵報》上發表文章,將台灣與拜登政府對烏克蘭的支持聯繫起來,表示烏克蘭戰爭在證明「民主國家並肩對抗獨裁侵略的重要性。」這種言論符合拜登時期新保守主義主導下的美國外交政策基調,在對於傾向孤立主義、現實主義的新右翼外交思維就顯得格格不入,也就是惠頓所指的缺乏變通。

新右翼的國際觀與新保守主義有很大的不同,他們從勞工階層不滿於全球化所造成的不平等與認同衝擊出發,在社會上走向文化保守主義,強調家庭、社區和國家的重建,強調限制移民、反對多元文化、經濟上主張經濟民族主義,反對過度市場化和自由貿易的負面影響,希望藉由關稅保護國內市場和勞工就業機會。這些反映在外交上,自然是內政優先,減少國際義務承擔與對外國干預。

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政策的目標雖然同樣在維護美國在後冷戰作為單極霸權的世界地位,除軍事實力為後盾進行國際干預外,更強調意識形態驅動的積極干預和戰略的先發制人。坦白說,這與民進黨的意識形態更為接近,加上民進黨更重視外交政策的內政效應,簡單說就是更善於「出口轉內銷」,民進黨與新保守主義的同流不難理解。

再加上台灣媒體與知識界長期受美國主流媒體,尤其是自由派傳統媒體影響頗深,對於當地社會實際變化以及新媒體發展所知有限,無法掌握新右翼MAGA運動興起的社會背景與思維,形成了認知盲點。

2016年川普當選,許多解讀只視為美國民粹主義一次偶發症狀,與底層情緒的宣洩。當時政治素人的川普也必須與深層政府合作,所以在他第一任初期表現對台友善與對中強硬的保守色彩。但是第二任的川普比起第一任時複雜許多,不確定性更高。對美政策的研究與制訂難度極高,不獨是台灣,舉世皆然。但缺乏對美國的新認識,不是依舊走新保守主義路線,就是面對川普壓力不知所措,無法像韓國利用造船優勢,找出雙贏策略。

我們未必要隨著美國政治風向改變外交立場與態度,但對美國政治生態的變化卻不可不察,廣結善緣,見機行事,更是外交工作的重點。夾處兩大之間難為小,台灣更要下功夫,保持頭腦清醒,切忌心存僥倖,敷衍了事,當然也應超越黨派以國家整體利益為重,別只想著口號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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