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6年2月19日，華盛頓的美國和平研究所內，川普主導的「和平評議會」（Board of Peace）召開首次會議，美國宣布挹注100億美元，59國參與，目標是加薩的非武裝化與重建。不到10天後，2月28日，美軍與以色列聯手對伊朗發動大規模空襲，最高領袖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遭擊斃，荷姆茲海峽隨即被封鎖。這是一個荒謬的對比：左手高舉和平獎章，右手按下戰爭按鈕。川普的「和平構想」，究竟是宗教理想的政治實踐，還是美國霸權的新型包裝？
宗教錫安主義與美國優先的奇妙聯姻
川普對以色列的執著，遠超越傳統的現實政治考量。要理解這種情感，必須深入「基督教錫安主義」（Christian Zionism）這一神學脈絡。該思想認為，猶太人回歸聖地與以色列建國，是聖經預言的應驗，基督徒應全力支持猶太國家，以迎接千禧年到來。川普雖非嚴格的時代論者（Dispensationalist），卻深受長老會背景的影響，加上長女伊凡卡（Ivanka Trump）嫁給猶太裔的庫許納（Jared Kushner）後改信猶太教，她的三名子女依據猶太律法被正式視為猶太人。這種家庭結構，使他的親以立場增添了一份血脈相連的特殊情感。
然而，川普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傳統，源自第七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Andrew Jackson）以降的民族主義，本質上是孤立主義與擴張主義的矛盾結合。傑克遜主義者視美國為「美國人的美國」，對外勇於出手，卻厭惡長期國際承諾。這與基督教錫安主義的「普世使命」存在根本張力：前者強調退出國際糾葛，後者卻要求深度介入中東。川普的「和平評議會」，正是這兩股力量的妥協產物，用一個由美國主導、各國買單的多邊機構，來實現單邊的宗教政治目標。
這種「政策混合」（policy mix）顯示，川普的和平觀並非追求妥協，而是企圖以壓倒性力量重塑現狀。他在評議會成立時宣稱要打造「全球最強大、最行動派的國際組織」，言下之意是舊的聯合國體系太無能，新的框架得按我的規則玩。問題是，當「和平」的定義權掌握在單一強權手中，且該強權正同時進行另一場戰爭時，這樣的和平還是和平嗎？
沒有憤怒的戰爭，永遠停不下來的衝突
對伊朗的攻擊模式，透露了現代戰爭的恐怖進化。根據戰後一周的分析，美軍此次行動完全符合川普的軍事行動法則：短期決戰、避免地面部隊、追求「斬首」的視覺效果。情報顯示，以色列掌握伊朗高層集會時點，威脅單獨行動，迫使美國配合演出。結果是開戰首日即擊斃最高領袖，但伊朗旋即以飛彈與無人機報復，荷姆茲海峽封鎖，全球油價震盪。
更值得警惕的是戰爭型態的質變。此次攻擊未經國會授權、未宣戰，本質上是21世紀版的「珍珠港突襲」，只是角色逆轉，美國成了發動奇襲的一方。然而，美國國內幾乎沒有出現類似1941年或2001年後的同仇敵愾。為什麼？因為現代戰爭已「職業化」與「技術化」。精準打擊、無人機、特種作戰，讓戰爭從「國民的總力戰」縮減為「螢幕前的遠程殺戮」。沒有徵兵、沒有物資動員、美軍傷亡極低（截至2026年3月8日，美軍官方證實僅8人陣亡），大多數國民的生活絲毫不受影響。
這種「沒有憤怒的戰爭」最危險之處，在於它難以用民主方式終止。過去，戰爭拖長會引發民怨，迫使政府收手；現在，當戰爭成本被稀釋到近乎無感，厭戰情緒也難以凝聚。就像分析所指出的，現代戰爭的痛覺已經麻痺，除非本土遭襲、恢復徵兵，否則民眾會持續冷漠。川普深諳此道，他在一般國情咨文中可以花1小時48分鐘吹噓功績，卻不需對伊朗戰事多做說明，因為選民根本不太在意。
和平委員會的雙重束縛
回到「和平評議會」，其結構性矛盾正在於此：它企圖解決的加薩問題，正是更大規模美伊對抗的一環。評議會成立的2月19日，美國與伊朗的核協議談判還在日內瓦進行，由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特使與庫許納操盤，事後證明那純粹是「爭取時間的煙霧彈」。當戰爭在2月28日爆發，評議會的「和平」立即顯得諷刺，一個正在轟炸中東的國家，要如何擔任公正的和平仲裁者？
更具體的問題是資源分配。美國承諾的100億美元，加上盟友追加的70億，看似龐大，但若荷姆茲海峽持續封鎖，油價飆升導致的全球經濟損失將遠超此數。日本等能源進口國，將同時面臨石油漲價、LNG供應吃緊的雙重打擊，而大陸經濟若因出口衰退導致需求降溫，又可能反過來壓低油價，這種複雜的連鎖效應，遠非一個新設機構能掌控。
更深層的隱憂在於美以利益的分歧。對以色列而言，消滅哈米尼只是開始，它的目標是徹底削弱伊朗國力，不在乎誰接班，也不需要「出口戰略」。對美國而言，戰爭拖越久，越可能催生出激進的反美政權，重演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出現「伊斯蘭國」的夢魘。一旦美以戰略目標脫鉤，評議會內部的親以勢力與務實派可能對立，屆時這個號稱「和平」的機構，反而成了矛盾的放大器。
結語：誰的和平？誰的戰爭？
回顧這一切，最令人不安的是價值觀的斷裂。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時，擔任司法部長的羅伯特．甘迺迪（Robert F. Kennedy）向時任總統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提出「美國不能做偷襲珍珠港的一方」的建言，最終美國選擇封鎖而非空襲，那時的美國還在乎「道義形象」。如今，珍珠港的歷史記憶被9/11事件覆寫，奇襲成了反恐常態，戰爭不再需要全國動員，也不再需要道德憤怒。
川普的「和平評議會」，或許是他留給世界的遺產，但也可能是一座用宗教熱情打造、卻由炸彈守護的空中樓閣。當59國代表在華盛頓討論加薩的供水系統時，荷姆茲海峽的油輪正在戰火中掙扎。這幅矛盾的畫面，精準捕捉了我們時代的本質：和平與戰爭不再是黑白分明的選擇，而是被技術、宗教、利益攪拌成的灰色泥沼。而在這場沒有憤怒的戰爭裡，真正的輸家，永遠是那些既無法決定戰爭、也無法選擇和平的普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