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自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之後，「永久戰爭」（Forever War）一詞便成為美國政治辯論中的一道深刻裂痕，它承載著公眾對無盡軍事介入的疲憊與憤怒。這個詞彙之所以深具感染力，在於它精準捕捉了後 911 時代美國戰略的某種本質：軍事行動曠日持久，目標卻愈發模糊，勝利定義不斷偏移。美軍在阿富汗長達 20 年的存在，耗費超過 2 兆美元，最終卻以塔利班迅速重掌政權作結，這段歷史成為「永久戰爭」最鮮明的註腳。如今，這個幽靈再次纏繞著華府的決策圈，只是這次的戰場，落在了全球能源命脈的咽喉之處。據倫敦國王學院戰爭研究名譽教授勞倫斯·D·弗里德曼（Lawrence D. Freedman）於 2026 年 5 月 27 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的分析文章指出，美國正陷入一個與伊朗有關的「永恆戰爭陷阱」，這場衝突不僅考驗著戰略智慧，更將一位長期高喊終結海外戰爭的領導人，推向他曾極力避免的泥淖邊緣。
從批判者到當事人的諷刺史詩
多年來，川普（Donald Trump）嚴厲抨擊其前任們讓美國深陷中東的「永久戰爭」，這是他標誌性的政治修辭。他曾在 2019 年的國情咨文中宣示「偉大的國家不會打無盡的戰爭」，並以此作為從敘利亞與阿富汗撤軍的論述基礎。然而，弗里德曼的看法是，川普如今發現自己極難從一場他有充分理由感到後悔的衝突中脫身。這場對伊朗的戰爭或許不會真的永無止盡，但其棘手程度，已將華府逼入一個進退維谷的死胡同。弗里德曼的分析顯示，這種諷刺性轉折的核心在於，以果斷行動打破僵局的許諾，最終卻親手築起了一座更難掙脫的囚籠。回顧 2020 年 1 月，美軍以無人機擊殺伊朗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雷曼尼（Qasem Soleimani），當時伊朗以彈道飛彈攻擊美軍駐伊拉克基地作為回應，雙方一度瀕臨全面開戰邊緣。當時的懸崖勒馬，如今看來更像是將攤牌時刻推遲了數年，而非真正化解了衝突根源。
荷姆茲海峽的脆弱停火與未解僵局
弗里德曼指出，近期的事態顯示出某種停火與重啟談判的曙光。根據文章所述，川普在週末堅稱，一份旨在結束戰爭並重新開放荷姆茲海峽的協議「已大致談妥」且接近完成。伊朗官員也暗示，他們即將同意與美國達成一份停止衝突的諒解備忘錄。然而，弗里德曼警告，這種表面的進展掩蓋了深層的脆弱性。任何臨時性的協議，若未能根本解決雙方敵意的根源，比如伊朗的核野心、代理人網絡與美國的區域軍事部署，那麼它僅僅是為下一次更猛烈爆發爭取了備戰時間，而不是真正的和平。
荷姆茲海峽的戰略地位，使得任何協議的脆弱性都被無限放大。根據美國能源資訊署（EIA）的數據，這條僅 33 公里寬的狹窄水道，每日承載著全球約 21% 的石油消費量通過，是連接波斯灣產油國與亞洲市場的關鍵咽喉。2026 年的這場衝突導致海峽航運一度中斷，國際油價應聲飆破每桶 120 美元，全球通膨壓力瞬間升溫。弗里德曼的觀察顯示，即便達成臨時停火，只要伊朗保留著封鎖海峽的非對稱能力，包括其大量的水雷、快艇群與岸基反艦飛彈，全球能源市場就將持續籠罩在不確定性的陰影之下。這種結構性脆弱，使得每一次波斯灣的砲聲，都直接敲打著從東京、新德里到北京的神經，也讓任何協議都背負著難以承受的期待與風險。
缺乏勝利定義的戰略迷失
弗里德曼警告，美國當前最大的危險在於其軍事行動缺乏一個清晰、可達成的政治終局。他指出，當戰爭目標模糊不清時，軍事上的每一次戰術成功，都可能成為將國家拖入更深戰略泥淖的絆腳石。打擊伊朗的核設施或海上軍事力量相對容易，但之後呢？弗里德曼的分析認為，無法明確回答「如何才算勝利」這個問題，正是「永久戰爭」陷阱的核心機制。這種戰略迷失使得華府難以評估成本與風險，也無法向公眾說明何時才能結束這一切，最終只能被動地應對一輪又一輪的升級循環。
回顧美國在中東的軍事介入史，這種戰略迷失幾乎構成一種模式。在阿富汗，最初目標是摧毀蓋達組織，後來演變為國家重建與反叛亂作戰；在伊拉克，推翻海珊政權後，隨之而來的是近十年的佔領與教派衝突。弗里德曼指出，缺乏明確的退出機制，使得這些干預最終都變成沉重的戰略負擔。如今面對伊朗，類似的問題再次浮現：軍事行動的終點究竟是以色列的安全保障、伊朗無核化、政權更迭，還是僅僅維持荷姆茲海峽的航行自由？這些目標之間存在著巨大的資源需求落差，缺乏共識的目標設定，正是泥淖形成的沃土。據弗里德曼的觀察，如果連核心目標都無法界定，任何軍事勝利都只是通往下一場衝突的中繼站。
脫身困境與霸權信用的兩難
弗里德曼的觀察顯示，脫身之所以困難，不僅僅在於軍事上的糾纏。更深層的綑綁來自於大國信譽的考量。一旦美國在未達成任何明確戰略目標的情況下倉促撤出，可能會被伊朗及其盟友（例如俄羅斯和中國大陸）解讀為軟弱，從而鼓勵大陸在其他地區採取更激進的擴張行動。然而，選擇繼續留在這場衝突中，則將持續消耗國力、加劇國際孤立並助長國內的反戰情緒。弗里德曼認為，華府此刻的困境在於，它同時害怕失敗的後果與成功的代價，這種猶豫本身就在侵蝕其全球領導地位。
這套信譽邏輯在華府決策圈根深蒂固。早在越戰時期，決策者便一再以「失去越南將導致骨牌效應」為由，拒絕承認失敗並撤出。然而，歷史反覆證明，持續陷入一場無法取勝的戰爭，對國家信譽的損害往往更大。布朗大學戰爭代價計畫的研究顯示，美國在後 911 時代的全球反恐戰爭中，直接與間接支出已達 8 兆美元，超過 90 萬人喪生。這些數字本身就是對霸權信用的無聲侵蝕。如今面對伊朗，中國大陸正密切觀察華府如何在軍事承諾與戰略克制之間尋求平衡，弗里德曼警告，將太多籌碼押在信譽上的結果，往往是既損耗了國力，也未能挽救信譽。
結語：歷史輪迴中的未竟之問
弗里德曼的論述最終指向一個令人不安的歷史循環：美國似乎一再被自己強大的軍事能力引誘進入那些無法單純用武力解決的政治衝突。從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到如今的伊朗，劇本雖有不同，但結局的主題卻驚人地相似。這場最新的波斯灣危機，與其說是另一場中東衝突，不如說是一面鏡子，清晰映照出超級大國在全球權力轉移時代的戰略茫然。當停火協議的墨跡未乾，當穿梭外交密集展開，核心問題依然懸而未決：一個無法清晰定義勝利，卻又害怕承認失敗的強權，要如何從自己佈下的戰略死局中找到真正的出口？這道難題，遠比摧毀多少個伊朗軍事目標，都更值得深思。歷史的教訓顯示，最危險的陷阱，往往不是敵人設置的，而是自己親手挖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