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振源/駐新加坡代表
歷經兩年翻譯與編輯，石文安（Anne F. Thurston）教授編輯的新書中文版《與中國共舞：美中關係五十年》終於出版了。要了解過去五十年美中交流發生何事？美國的政策是否做對了？美國的政策有哪些錯誤的事情？為何美中交流時代畫上句點？未來美中關係將如何發展？一定要盡快買這本書來看。
這本書是理解當前美中關係與世界情勢不可獲缺的一本教科書級大作。這本書原文在2021年出版，15位作者都是美國及世界頂尖的中國問題專家，從歷史進程、多層次與跨學科領域，透過淵博學識、廣泛交流與調查資料，剖析過去將近五十年的美中關係。在與中國交流方面，他們皆扮演要角，舉足輕重。這些專家有些是知名學者，有些是非政府組織之領導，還有一些則為曾經或正在政府及外交部門服務的官員與重要決策者。
本書不僅詳盡說明過去50年美中交流的成果，亦探究雙方有心或無心犯下的錯誤、誤會、挫敗及合理的相互猜忌。總體而言，本書大多數（可能全部）的作者都同意，過去50年與中國的接觸交流實大有益處。
藍普頓為美中關係寫悼詞
如我的博士指導教授藍普頓（David M. Lampton）總結全書的內容，美中交流必須包括過去40多年來雙方社會中多元的效益，以及因美中關係而避免在中國周邊地區戰爭中浪費的資源與犧牲的生命，美中合作也協助亞洲在經濟、社會及政治方面的進展。
然而藍普頓於本書判斷，我們所熟悉的美中互動已不復存在，並寫下美中互動的悼詞。藍普頓闡述，1969年初尼克森總統上任後不久，便採取嚴肅而漸進的態度展開與毛澤東的接觸，進而開啟了交流時代。習近平於2012年底2013年初上臺時，正是美中關係開始衰落的時間點。隨著川普與習近平的上臺，美中交流時代畫下了句點。
藍普頓表示，美中交流背後的基本思考邏輯是，若雙方能鞏固相互理解，雙方社會及其經濟、民間社會團體與官僚機構若能更加緊密交織在一起，美中關係便會更加穩定，更富有成效，也更易於管控。美中社會內部與社會之間的參與者愈多，複雜性及衝突點就愈多，但「交流愈多穩定性愈高」是整體時代的假設。
因此，藍普頓認為，在整個交流時代，美中兩國公開宣布的政策與整體戰略，都強調再保證以消除疑慮而非威懾遏制（reassurance rather than deterrence），並且著重於透過雙邊關係實現國內經濟目標。在這一時期，美中透過經濟相互依存建立安全與繁榮是主流想法。
既然美中交流大有益處，美中關係與交流為何會轉直下？美國傅立民大使在本書中撰文，稱這個後交流時代為「新世界失序」（New World Disorder）。
石文安描述，美中關係日漸複雜的狀況下，誤解、誤會及衝突不斷增加，部分原因在於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其經濟實力不斷成長，習近平上台後採取新的對內與對外政策，導致美國與中國的基本利益衝突；另一方面則是美國對中國的回應，進一步引發中國對美國的戰略疑慮與反制。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根據藍普頓的觀察，中國如今更強大且更值得尊重，美國須對中國表現一定程度的敬重；相對的，美國的衰落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暴露了出來，華府也需要因應和調整北京的經濟力量顯著成長。
習近平於2012年底上台後，也就是歐巴馬政府第二任時期時，2013年4月中國政府頒布《九號文件》，預示中國政府對人民的武力鎮壓即將來襲，該文件說明不容許挑戰中國官方所制定的秩序，讓美國對中國政府鎮壓人權的作為充滿疑慮。中國2016年至2017年所制定的《外國非政府組織法》，核心特點是將對外國非政府組織的監管權從民政部轉移到公安部，也讓美中民間交流更加困難。
美中都將對方視為主要挑戰
同時，本書描述，中國的製造業政策與美國在國際貿易與金融領域建立公平競爭環境的願景相左。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作為，如2013年的一帶一路計畫、2016年設置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智慧財產竊盜侵權、強制技術轉移及「中國製造2025」之糾紛日漸加劇，這些作為並未讓中國被視為負責的利益相關者，反而使得一些美國觀察家認定中國亟欲積極改寫全球交流的規則，重塑亞洲經濟地位以將美國排除在外，甚至在傷害美國的經濟繁榮，包括造成美國勞工失業。
在歐巴馬總統任內，美中雙方緊繃的關係持續升溫，但並未決裂。美國總統川普上台後，美中關係突然出現斷崖式的惡化。
2017年底至2018年初，川普行政團隊向國會提交《國家安全戰略》，國防部長馬蒂斯（James Mattis）隨即簽訂並公開了新的《國家防衛戰略》，雖然仍呼籲持續與中國合作，但同時也斷言：「中俄將挑戰美國權力、影響利益關係、試圖破壞美國國安與繁榮，中方決定限縮經濟的開放與公平性、擴增軍力、控制資訊流通以抑制社會民眾並擴展其影響力。」
這兩份文件直指：中俄為修正主義強權，指責兩方取得好處的同時又破壞了國際秩序。中國遭指控利用掠奪經濟恐嚇鄰國及加強中國南海軍備。然而，中俄兩方相較之下，又以中國的威脅更為強大。藍普頓強調，《國家安全戰略》的內容重點在於，中俄兩國挑戰美國的實力、影響力及利益，企圖破壞美國的安全與繁榮。
川普時代的美國國務院有系統地對外傳達一項重要的訊息：美國自1930年代至今外交政策最大的失敗便是，自以為中國能夠在逐漸發展的過程中成為負責的利益相關者，並且鬆綁經濟及政治限制，變得更像「我們」。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chael R. Pompeo）更對外詳述，中國威脅如何影響美國經濟、自由與未來的民主世界。美國國安顧問歐布萊恩（Robert O’Brien）也強調，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中國共產黨意欲按照他們自身的願景重塑世界。
2019年6月，蓬佩奧批評過去的美國政策：「在那〔天安門事件〕以後的幾十年裡，美國曾希望中國融入國際體系能夠帶來一個更開放、更寬容的社會。但這些希望破滅了。」藍普頓反駁，『在過去八位美國總統任期中，不論是哪個政黨執政，交流政策的推行都不是基於「北京會停止追求其利益，或突然以符合美國偏好的方式來治理」這樣的前提進行的。』
然而，在天安門事件後，美國總統老布希在與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共筆的回憶錄中提到：「我並不想要因政府作為懲罰中國人民，我相信兩國的商業往來能推動尋求更多自由的行動。若商業利益足夠，無論是中國或是其他極權政體，必然往民主之路邁進。因此，我不願完全切斷商業往來的關係。」也就是說，美國國內輿論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後帶來政治與社會的自由化是有很深期待的，而老布希總統也暗示，美中商業往來密切可能帶來中國民主化。
2018年10月，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更完整地闡述：「北京採用整體型政府（whole-of-government）的方法以加深其影響力及擴大自身利益，中國運用這樣的實力以更主動、更脅迫的手段干預國內政策及干涉美國政治。中國共產黨對美國企業、電影公司、大學機構、智庫、學者、記者及地方政府與聯邦官員軟硬兼施。最糟的是，中國投入前所未見的努力來影響美國民意、2018年選戰與2020年總統大選的輿論環境。」也就是說，中國的政策不僅加強控制內部，甚至要影響美國的內政，進而干預美國的對外政策。
2018年3月，川普總統開始推動美中貿易與科技戰，至2018年底，美中對抗情勢已經非常明顯。在2020年5月20日，白宮向國會提交了2017年12月以後更新的《國家安全戰略》修訂版，題為《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說明自1979年以來美中關係的前提，立基於中國經濟與政治開放之上，期盼中國成為更有建設、負責的利益相關者，以及更加開放自由的社會，如今宣告該政策已失敗。
因此，藍普頓的觀察，華府追求美中高科技產業「脫鉤」，而北京則追求經濟「自力更生」（self-reliance）。北京與華府現在都將對方定義為主要的外部安全挑戰。華府與北京正在相互較勁，雙方都採取更為嚴格安全、重商主義及進口替代的政策，同時因各自對間諜活動與推翻政權的恐懼而限制了學者交流。
美中關係直接影響台灣和平
面對未來，藍普頓評估，隨著千禧年來到第3個10年，美國兩個占主導地位的政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與感受在許多方面趨於一致。這種趨勢反映出美國人對中國的正面看法急劇下滑，在西歐也是如此。藍普頓觀察，雙邊關係多方面惡化，政府間、部會間既有廣泛而定期的對話，以及活躍而相對無拘束的非政府組織對話，都已大幅減少。美中威懾力量與軍備競賽已經壓倒了透過軍方交流與對話試圖消除的疑慮。
面對「新世界失序」的新時代，藍普頓總結全書，冷戰早期與我們現在正邁入的美中混亂時期之間，最根本也最重要的差異在於，中國國力規模與組成的急速擴張與演變，對美國體制帶來了調整應對方面的挑戰。北京的經濟實力已經成為施展權力的主要工具，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轉化為強制性及規範性的權力，而且可觸及的範圍遠遠超越中國的海岸，廣泛地向世界延伸。因此，他綜合全書內容建議，美國需要鞏固與加強長期的同盟關係、擴大其友邦範圍、建立聯盟，以及，最重要的是，加強自身的經濟表現與治理績效。
美中關係未來如何發展，不僅將深刻影響世界格局，更是直接影響亞太及台灣和平與繁榮的關鍵因素。面對這個不確定的「新世界失序」新時代，我們必須暸解美中關係發展的過去與現在，更要推估未來美中關係與世界格局發展的趨勢。《與中國共舞：美中關係五十年》提供我們非常好的歷史演變、多層次與跨領域學科評估，而且都是美國與世界頂尖的中國問題專家提供的深入分析，對我們評估未來的世界情勢將有莫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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