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崑義/台灣國際戰略學會理事長、教授
11月19日川習會在深圳登場,台灣問題再度成為美中關係的敏感焦點。根據大陸方面會後公布的新聞稿,美國總統川普表示「美國不支持台獨」,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則要求美方在台灣問題上做正確的事,避免中美關係出現重大波折。這場會談再次凸顯,台灣問題不只是兩岸議題,更牽動美中關係的穩定與發展。值得台灣深思的是,當美中領導人都在尋求管控分歧、維持關係穩定之際,台灣是否也應重新思考,除了備戰之外,還有沒有更積極的避戰政策?
美軍前印太司令戴維森(Philip Davidson)2021年提出的「戴維森窗口」,讓2027年逐漸成為台海安全討論的敏感年份。然而,戴維森日前卻表示「我希望我是錯的」。這句話的真正意義,並不是否定大陸的軍事威脅,而是提醒世人,軍事嚇阻的終極目的應該是避免戰爭,而不是讓戰爭成為必然。
戴維森當年的警告,是指解放軍可能在2027年前具備對台作戰能力,並非認定北京必然在這一年發動攻擊。具備能力不等於決定開戰,軍事準備也不代表戰爭無可避免。若把2027年當成戰爭倒數計時,台灣社會不僅容易陷入恐慌,也可能逐漸形成凡事以軍事對抗解讀兩岸關係的政治慣性。
台灣當然不能輕忽大陸軍事力量的成長,國防自主、不對稱戰力及民防韌性都必須持續強化。但問題在於,台灣的安全政策是否只剩下增加軍費、擴大軍購與強化軍事部署?如果兩岸缺乏政治溝通,危機發生時又沒有有效的對話管道,即使軍事力量不斷增加,也未必能避免誤判與衝突。
為此,11月12日,由前考試院長關中、前國民黨立委丁守中等人所推動的民間兩岸和平倡議行動成立,提出和平優先、恢復對話、深化合作及推動政治協商四項主張。這項倡議的意義,不在於能否立即突破兩岸政治僵局,而在於重新把和平帶回台灣公共討論,讓社會重新思考,除了軍事嚇阻,台灣還能為兩岸關係做些什麼?
近年台灣公共論述中,國防預算、軍事採購、兵役改革及美日安全合作占據大量篇幅,這些都是必要的安全議題,但如何恢復兩岸對話、降低敵意、建立危機處理機制,卻經常被擠到政策討論的邊緣。甚至只要有人主張兩岸交流或和平對話,就容易遭到政治立場的質疑。如此一來,和平不但失去政策空間,也逐漸成為難以公開討論的政治議題。
這種現象對台灣並無好處。和平不是向誰示弱,更不是放棄自身立場,而是為台灣爭取更大的戰略空間。美國強化第一島鏈部署、日本提高防衛能力、菲律賓擴大與美軍合作,固然有助於提高大陸動武的成本,但也代表台海問題日益受到大國戰略競逐牽動。台灣不能把自身安全完全寄託在美國是否出兵,更不能將美國的戰略利益與台灣的安全利益視為完全一致。
國際支持固然重要,台灣終究必須承擔自己的安全責任。恢復一年期義務役、強化無人機與機動飛彈戰力、建立分散式指揮系統,以及提升民防與後勤韌性,都是國防改革的重要方向。但國防建設不能淪為預算競賽,軍購也不能只看金額、不問交付。面對美國對台軍售延宕,政府更應向人民交代武器何時到位、何時形成戰力,而不是單純以威脅升高作為擴大預算的理由。
更重要的是,軍事嚇阻與政治對話從來不是二選一。強化防衛,是避免對方誤判台灣缺乏抵抗能力;維持對話,則是避免雙方在缺乏溝通的情況下走向衝突。前者降低動武誘因,後者降低危機失控的風險,兩者相輔相成,才是完整的安全戰略。
同樣地,和平優先不代表放棄防衛,恢復對話不代表接受對方所有政治條件,深化合作也不代表忽略兩岸制度差異。至於政治協商,更不能被簡化為統一或接受既定政治安排,而應以平等、尊重及台灣人民的意願為前提。這些主張可以討論,也必須接受民主社會的檢驗,沒有必要在討論開始之前就先貼上政治標籤。
川習會再次顯示,美中關係存在競爭,也存在合作與妥協的空間。當美國總統公開表達不支持台獨,習近平要求美方在台灣問題上避免造成雙邊關係波折,台灣更應理解,大國關係的變化並不會永遠依照台灣的期待發展。若台灣始終缺乏自主的和平政策,只把安全寄託在美國的軍事承諾與大國角力之上,終究難以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
兩岸關係的困境不可能靠一次民間倡議或一場高層會談立即化解,但如果連恢復溝通都不願意嘗試,又如何避免危機失控?政府一方面宣稱維持現狀,另一方面也應提出具體的和平政策,不能讓維持現狀只停留在政治口號。
戴維森希望自己當年的預警是錯的,這句話值得台灣政治人物反覆思考。真正成功的嚇阻,是讓對手不敢輕啟戰端;真正成功的和平政策,則是讓兩岸即使存在分歧,也不至於走向兵戎相見。
2027年不是戰爭期限,更不是台灣只能等待命運揭曉的終點。台灣需要備戰的實力,更需要避戰的智慧。國防改革不能停,和平對話也不能缺席。唯有在堅守安全底線的同時,保留交流、對話與協商的可能,台灣才不會淪為大國競逐下被動承受風險的一方。
和平不是等待別人施捨,而是必須主動創造的戰略選項。台灣真正需要警惕的,不只是2027年可能出現的軍事危機,更是當整個社會只知道如何準備戰爭,卻逐漸失去如何避免戰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