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華早報》今天（1日）刊出一篇北大教授、前世銀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的獨家專訪，分享他的最新觀點。林毅夫對比中國與日本的發展模式說，日本是被美國誤導，才導致了「失落的30年」，中國不會重蹈覆轍。
過去，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建議發展中國家政府在建設和優化工業基礎方面發揮積極作用，被認為過去十年影響了大陸的經濟政策。這次訪談中，林毅夫繼續強調產業政策對大陸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重要性。
林毅夫說，已開發國家的技術創新也會在沒有產業政策情況下停滯不前，而發展中國家被告知「不能將產業政策用於支持基礎研究外的任何事情」，其實是被洗腦。他強調，發展中國家的知識份子不應簡單聽信已開發國家聲稱的「能做什麼或不能做什麼」，而是應總結自身經驗，提出新理論，做任何自己認為正確的事。
《南華早報》指出，林毅夫過去被認為是個直言不諱的產業政策宣導者。雖然大陸在電動汽車等一些領域取得成功，但有人擔心會出現配置不當或浪費、過度投資或所謂「產能過剩」情況。
對此，林毅夫認為，經濟發展要不斷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而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又需要研發。創新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很多「市場失靈」，由於科研成果屬公共產品，不能產生高額利潤，如果政府不支援，企業可能不願投資。如果政府不為新發明提供專利保護，企業也不會願意開發新技術，因為別人很容易抄襲。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林毅夫表示，須繼續攀登工業階梯，從低生產率產業向高生產率產業邁進。如果想在這過程中取得成功，有一個非常基本的原則—必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
「政府可撬動的資源是有限的，所以政府應把有限資源配置給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種行為就是產業政策」，林毅夫說，儘管產業政策一直被認為是錯誤的，但人們沒看到任何一個已開發國家能在沒有產業政策情況下，保持世界領先地位。如果政府不支持基礎研究，技術創新就會停滯不前，這本質上是產業政策，雖然他們不一定承認這點。
因此，林毅夫認為，美國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各種技術和產業基礎研究，在早期都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義大利經濟學家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就因此形容，美國政府是個「創業型國家」，但不幸的是，發展中國家被告知「不能將產業政策用於支持基礎研究外的任何事情」，多數人都被洗腦了。
自二戰以來，能夠追趕上已開發國家的發展中經濟體很少。林毅夫說，多數都陷入貧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數東亞經濟體和以色列，採用積極的產業政策來支持其比較優勢的發展。
林毅夫表示，「我不是因為喜歡產業政策而支持它」，其遵循的原則是，任何經濟體要發展，都必須讓市場發揮作用，給予企業家足夠激勵，並發揮政府的作用，克服企業家自己無法解決的市場失靈。「產業政策是其中一種工具，我很高興看到，最近這已成為一種共識。」
林毅夫以曾經日本經濟被美國壓制的往事舉例指出，正是由於聽信美國，才導致日本30多年來經濟蕭條、產業發展停滯不前。他相信，中國不會重蹈日本的覆轍，中國會繼續向前發展。
他說，1980年代日本GDP達到美國的65%至70%，而中國目前經濟規模是美國的60%至70%，情況似乎一樣。當時美國對日本的態度，包括動用各種藉口在半導體晶片、汽車等方面壓制日本，和如今美國對中國的態度也很類似。
「結果，日本經歷了30年的經濟蕭條。」但林毅夫表示，中國不會重蹈日本的覆轍。因為中國在產業升級方面仍有許多後發優勢。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目前人均GDP僅為美國四分之一左右。如以市場匯率計算則約為六分之一。
此外，由於第四次工業革命，中國正與已開發國家在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新興產業上站在同一起跑線。同時，中國在這些新興產業中具有四大優勢。首先，林毅夫說，這些新技術需要熟練工人，中國有很多。其次，中國有巨大市場，新發明可立即進入，在實現規模經濟的地方，生產成本較低，增強了全球競爭力。三，如果這些新發明需要硬體，中國擁有最好的製造業生態系統。第四，中國將有效市場的作用與有效政府的作用結合起來，中國有產業政策。
林毅夫表示，「產業政策」一詞就是由日本人創造的，二戰後日本開始使用這個詞來取代政府為支持新產業發展所做的努力。
但為什麼日本落後了？林毅夫說，曾經大家都認為日本經濟會超越美國，但當簽署《廣場協議》後，美國聲稱「產業政策是錯誤的」，許多國家聽信，日本也最終被誤導，但中國不會被誤導。
他說，「想想看，1980年代後，日本發明了哪些世界領先的產業？日本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是因它放棄了產業政策來孵化新產業。但中國不會這樣做，所以中國會繼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