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從廖承志致蔣經國的公開信開始
我自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畢業後就進入《中央通訊社》服務，當時東亞所畢業進入媒體的並不多。中央社有一個「匪情新聞組」，後來升格成為「大陸新聞部」。當時中央社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可以直接收《新華社》的消息，接受方式是用紙條圓盤，出來的是一條條拇指寬的紙條，不是現在電腦，所以看起來很累。
1982年7月的一天，有天晚上我在值班，新華社傳來一條消息，表示當晚12點有重要消息，「請注意接收」。
那天只有我一個人值班，12點果然有消息過來。第一句話「經國吾弟」出來，我嚇了一跳，接著「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 載。幼時同袍，蘇京把晤，往事歷歷在目」。原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寫給蔣經國的。最後寫道，「余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並面聆諸長輩教益」。這當然是一件頭等的大事。
據我所知，當時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也有這樣的機器可以接收新華社的訊息，但我不知道他們呈報的管道為何。
隔天上午，中央文工會主任周應龍召開會議，他當時還兼任蔣經國祕書，我把這些拇指大小的紙條貼在一張紙上，呈給周應龍，說是廖承志給蔣經國的信。他有聽說了，但是不知道內容。他要我馬上把內容謄寫一遍。
經國總統看過後，決定要回信，執筆者就是周應龍，回應的立場當然是拒絕，不過調性比較溫和，可是這封回信後來沒有用。最後出現的回信是由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秦孝儀執筆，以蔣宋美齡名義發的。信中把廖承志訓斥一頓，言辭非常嚴厲，我想這與當時的反共氛圍有關。我認為，經國先生溫和的調性後來體現在他對開放大陸探親的決定。
另外，還有一件事可能影響經國先生決定開放大陸探親。大陸在1986年拍了 一部電影叫《血戰台兒莊》，肯定了國軍在抗戰正面戰場的形象。大陸透過香港管道將這部影片送到蔣經國手裡。據我所知，大陸也收到訊息認爲經國先生看過影片後對大陸的看法有些轉變。這表示兩邊的氣氛都在改變。
回到廖承志給經國先生的信，為何在柔性回應與剛性回應之間最後選擇剛性，我認為這與當時國民黨強烈的反共情緒有關。以開放探親為例，在一次溝通座談會上，一位國安局的代表說開放探親就是鑽進統戰的狗洞，反應十分激烈，可見國民黨上層在轉變時，底層的觀念一時還轉不過來。可是經國先生到了晚年覺得應該要降低兩岸敵意，要降低敵意只能從交流著手，就是開放老兵探親開始。
蔣經國開放大陸探親的決定
台灣開放大陸探親當然不能只是單邊宣示，若大陸沒有正面回應豈不尷尬。前國民黨「陸工會」主任白萬祥告訴我，開放探親事前的確有取得大陸的認可。他本人就是那位去打探大陸對此事態度的人。
白萬祥從香港進入大陸，我們陸工會在香港有組織，但是他是在情治系統安排下進入大陸。他在北京見到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副主席賈亦斌，他是蔣經國在大陸時期的祕書。
白萬祥說，他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飯店」三晚，足不出戶，都在飯店裡，哪裡也沒去。台灣這邊對大陸提出要求是「來去自由、既往不咎」，因為很多老兵跟大陸跟共產黨打過仗，必須既往不咎，他們才敢回去。
另外，還有一條是大陸自己主動提的，就是「提供方便」。因為大陸當時剛開放，要買個硬臥火車都很不方便。這是關於開放大陸探親的一段秘辛。
受到李登輝注意密訪北京
我還在中央社時接觸很多新華社的消息，我們與大陸的新聞交流也很密切。我收到新華社的資訊都會加以整理，再加上分析呈報上去，從那時起就漸漸受到李登輝的注意。
89年我還在中央社，固定會將大陸新聞彙整並分析呈報上去。64事件時，自由時報頭版就寫，李總統關於六四的訊息管道有軍情局、國安局、調查局、中央社大陸新聞部。那個中央社大陸新聞部負責人就是我。
「辜汪會談」時，我上《台視》作新聞分析，李登輝看到，對旁人說，那不是張榮恭嗎？表示李登輝很早注意到我。
在1995年1月30日「江八點」提出前，兩岸的密使溝通管道順暢，所以大陸要發布江八點我們事前就知道。李登輝辦公室主任蘇志誠告訴我，要我在1月31日除夕時待命，有任何狀況立即通報。
我接到命令就立刻和《中國新聞社》聯絡，請他們這件事一有消息就通知我。
那天我上午就去上班，收到江八點的訊息後，我立即呈報。李登輝表示，「很重要，要重視」。既然很重要，就必須做出回應。
大年初六，李登輝宴請幕僚。96年之後，李登輝就有體制外幕僚。但是大陸政策比較特殊，大陸政策的幕僚很早就有內外圍兩層。在宴會時，蘇志誠把我拉到一邊私下跟我說，「你到北京去一趟」。
總統府知道大陸要發佈江八點是透過一個密使管道，但是叫我去北京沒有運用那個原來的密使管道。我只好用自己的管道、就是中國新聞社，請他們幫我聯繫國台辦。
到了北京跟我接觸的是大陸的國台辦，由他們跟我詳細說明江八點的意義和重要性，我回來就做個報告。
報告交上去後，不久蘇志誠一大清早打電話過來說，報告看到了，「一字千金」，表示受到高度肯定。
我那時候還沒有參加原來的密使小組，我這次北京之行也可以算是密使之一了。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