謀國者之難 莫過於決定戰或和
但是，蔣先生在兵凶戰危之際，還幻想和平，自有他的道理。大家想想，打一場仗要死多少人，要造成多少人的家破人亡，無家可歸?大好河山，在他轉念與抉擇之間，變成為赤地千里的一片焦土，千萬百姓流離死難，他這個謀國者焉能逃遁此一民族災難的責任?因此，吾人很難去責備蔣介石是臨陣退縮，或者是臨場手軟。吾人必須體會，蔣先生不想因為個人政治判斷的錯誤，變成陷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的千古罪人，如此歷史責任是沒有人承擔得起的。同樣的道理，我們是不是也該從宋哲元的角度思考，宋將軍在盧溝橋事變當中，幻想和平，無意求戰的兩難心思，這或許也是蔣先生之後公開表示，華北軍事責任不在宋哲元，而由蔣某一人承擔的原因吧。然而，這種臨戰狀態下，領導者的這種心理弱點，是否也恰好為敵寇所趁，剛好被敵人利用了呢?
蔣介石嫡系將領第8軍軍長，陸軍中將黃杰1937年8月18日的日記中記載:「本日奉到委員長蔣公以"敵人戰略政略的實況和我軍抗戰獲勝的要道"為題，對全國將士之訓示，並附有抗敵戰術十二條，通令三軍將士切實遵照實施」云云。但是黃杰這樣忠誠無二心，堅持抗日決心的將領，殊不知這時蔣介石還未放棄外交解決廬溝橋、上海中倭軍事衝突的浪漫幻想呢！蔣先生仍未放棄和平美夢，而倭寇方面呢?就在蔣介石對九國公約列強介入仍未死心的當下，1937年8月19號，日本死硬派將領松井石根陸軍大將，從日本奉調上海戰場，一場中國歷史五千年以來前所未見的腥風血雨，正在悄悄積極醞釀。
1937年7、8月之交，中倭臨戰之際，中倭高層最大分別，倭寇明顯是吃了秤砣鐵了心，決心要打仗，他們的國際外交工作，主要目的是為侵略中國為掠奪中國。倭寇的國際外交是附屬於軍事，跟著軍事目標走。中國則仍有委曲求全的潛意識殘留。
中國相對倭國是個弱國，蔣先生主觀認定，中國光是在軍事國防方面努力是不夠的，必須兼顧國際外交與國防軍事，這也就是蔣先生不斷強調的，所謂政略與戰略兼籌並顧的問題，但是，這兩者是不是可以兼顧，或者會否顧此失彼?或者兩頭落空呢?或許對一個弱國的領導人而言，蔣先生沒有太多籌碼，所以，即便他想兼籌並顧，他也很在難精準掌握戰場上分秒變幻形勢之外，還要兼顧戰略與政略。
講一個最實際的問題，為中國和倭寇說項，扮演魯仲連的國家（例如英國或德國），他們何嘗會顧及中國的戰場時效得失?更不必說倭寇了，倭寇不可能笨到為了配合中國軍隊的先下手奇襲，而與英國或德國配合調停。
這也造成了在淞滬會戰初起階段，我軍將帥之間，上下之間，不大不小的「埋怨」。照說，臨戰狀態之下，將帥之間，官兵之間該是敵愾同仇，一致對外的，但卻不知不覺積蓄著彼此怨懟的能量，等到戰事進入白熱化階段，將帥彼此之間便很容易以這股積累的怨憤能量，作為戰果不佳時互相推諉的絕佳理由與藉口，蔣介石與張治中之間的爭議指摘，便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
張治中在回憶錄中指責蔣先生和戰不定，數度臨陣叫停，讓前方將士錯愕不解。而蔣介石則在日記中怪罪張治中作戰指揮無方。蔣張之間甚至在敵我交火最激烈的時刻，隔著前後方的火線，彼此在軍用長途電話裡大吼大叫，兩造之間的火爆交手，容後詳敘。
不容否認，淞滬戰一開始，蔣先生予人擺盪在和戰之間的印象，這很容易讓他手下大將一顆心懸在半空中，讓下位者猜不透摸不著，一定程度影響了戰爭心理，也影響了戰果，甚至加劇了我軍官兵的傷亡程度，這絕對是蔣先生在後世史家盤點戰事得失成敗時，一個難以磨滅的瑕疵------雖然它只是瑕疵，瑕不掩瑜，不能掩蓋蔣先生領導全體國人英勇抗戰的偉大勞績！張治中也未必完美無瑕，況且，張治中照顧的只是淞滬之戰局部的戰局得失，蔣先生尚得關照華北乃至大江南北，遍地烽火的倭寇侵擾戰情，蔣先生負的是全國範圍之成敗，兩人責任比例差距不可以道理計。
我不打敵人，敵人便來打我。砲聲隆隆，彈幕密集，舖天蓋地，敵人已經對我軍陣地發動瘋狂攻勢，而且就在我軍的眼皮底下！我們到底是打，是不打?統帥臨陣變卦！怎不叫前線指揮官急死人！
當初，蔣先生在戰術上，第一是想把敵寇趕下黃浦江，第二是想關門打狗，把長江中游未及兔脫的日本海軍兵艦圍而殲之。可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等張治中率領第87師、第88師這兩支德制嫡系部隊，全部進駐到上海市區，而且已經就戰鬥準備位置，隨時待命進行一場奇襲作戰時，蔣介石從南京打來電話：不准進攻！張治中著慌了，連忙回電南京蔣介石，告訴蔣先生我軍已經全部就戰鬥準備位置，蔣介石重申前令：不得進攻。因此，張治中被迫中止了原定的8月13號拂曉攻擊計畫。按蔣先生8月12日日記明明記載，知道我軍第87、88兩師嫡系德制部隊已急抵駐防上海，蔣先生並召見張治中，詢問張治中上海的準備程度，還說，日本軍艦將集中上海，還有他們的八大運輸艦，估計必定是載送了大批日軍要來上海，所以打算封鎖吳淞口。
（待續）
本系列轉載自王丰著《蔣介石在淞滬戰場：從忍辱到復仇》一書，已獲作者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