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永光／政大兼任教授、考試院前副院長
廢除死刑，是民進黨在1986年建黨時，黨綱所揭示要追求的價值。廢除死刑所標榜的是對於「生命權」的維護，對於有理想的人而言，廢死很容易讓人有「人權至上」的光環。民進黨很擅長用一些聽起來「至高無上」的理想價值博得選票。
但廢除死刑在台灣現實社會中，卻一直遭遇多數人的反對。因為失去生命的受害人親屬的悲痛，每每引人側目及同情的共鳴；以及社會普遍對於「殺人償命」的認知，才是公道及正義的彰顯，使得台灣社會反對廢除死刑的聲浪一直相當高，反廢死的人在民調中都居於絕對多數，達到8成以上。
本來如果要廢死，可以逕自修改刑法等相關法律，民進黨在蔡英文執政時，立法院席次過半數，絕對有能力可以廢死，但為什麼不做呢？當然是怕引發反廢死的人的憤怒，失去選票，輸掉選舉。
死刑議題 民進黨主觀價值凌駕主流民意
但民進黨不敢在修正法律的層次廢死，卻又必須對自己的黨綱所追求的價值觀給予正當性（legitimacy），民進黨最擅長的做法，就是把解決問題的層次拉高，不管付出的社會成本有多昂貴，只管凸顯他們追求的價值的高度，以便迷惑支持者來獲得選票。以廢死為例，就是透過37名尚未執行的死刑犯，聯合向大法官聲請釋憲。現在的釋憲必須透過「憲法法庭」，邀請贊成與反對方學者專家代表進行言詞辯論，才會做出釋憲判決，不僅耗時甚久，加上司法資源的使用，社會各方爭論所需成本，可以說代價甚高。
這次廢死釋憲付出高昂成本，得到什麼結果呢？從正面來看，憲法判決認定目前死刑規範合憲，等於駁回了主張廢死者要求大法官把判死定為「違憲」。但限縮被判死刑的範圍，需屬「最嚴重的犯罪類型」；同時必須要有嚴𧫴程序，即判死的法官要是「一致性」，有任何一位法官持異議即不得判死，而最高法院法庭必須有律師出庭為死刑犯辯護（被稱為「強制辯護」）。
「最嚴重的犯罪類型」條文本身仍有爭議，但可以修正刑法得到明確範圍；至於「強制辯護」過去在實務上罕見，但有過案例，此次廢死釋憲判決明定，將來正式修法，對於死刑的判決可謂「慎之又慎」，可避免冤、錯案的發生。所以，大法官這次的釋憲判決仍有其正面的意義。
但是，從負面上來看，民進黨把單純的法律可以解決的問題，無限上綱到「釋憲」層次，有沒有道理？從人權維護上來看，任何與生命權或生存權有關的超高的社會價值觀，透過少數大法官及專家學者代表言詞辯論，就能去決定嗎？法律規範是對現實生活的拘束，當然是由立法機關代表多數決的「國會」來決定。所謂「違憲」一般是指法律命令違反憲法規定所做的必需的解釋，至於憲法所規範的價值，例如幸福權、平等權、生命權、財產權等是否可以逕由「釋憲」加以判定，而改變其內容或定義？這是這次廢死的釋憲引起社會關注的最主要原因。因為民進黨主張廢死，大家在憲法判決出爐之前，估量做出廢死釋憲判決可能性很高，社會才會如此焦慮。
廢死釋憲 戕害民主真諦
再回到生命權或生存權的價值誰來決定的本質問題。人類何以會進入有組織的國家社會，依自然法學派的論述，在沒有國家社會法律之前，乃是「自然社會」，在自然社會中人們為了生存擁有天賦的為自己而戰的權利，因此「人人為戰，人人為敵」，這樣的自然社會是個恐怖社會。因此，要進入國家就是把這種可以侵害他人，維持自己生存的權利「放棄」給國家，國家訂定法律規範，所以自然法學派祖師爺之一的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才會為人類留下一句名言：「沒有法律，就沒有自由」。也就是遵守法律才能自由！
因此，某種程度法律代表多數人的意志（這應該是法國大哲學家盧梭意謂的「眾意志」）；所以，可以在法律層次解決的問題，依據的就是多數人的意見，否則民主的原則：多數決，還有什麼意義？主張廢死的人，反對不要廢除死刑的多數人意志，其實是相當「反民主」的；民進黨基本上同意把廢死釋憲送入憲法法庭，有沒有傷害他自認一直在維護的民主真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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