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奎博／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外交學系教授
賴清德於9月24日在出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民防活動時稱，絕不可能與中共當局簽和平協議，「一紙協議是靠不住的」，要「備戰來避戰，靠實力達到和平」。
在賴清德眼中，兩岸和平僅能靠實力換取，沒有第二條路。這作法堪比1949年到1980年代，兩蔣總統在台、澎、金、馬以強大三軍對抗中共解放軍，以堅壁清野的「三不」（蔣經國的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回應中共提出的「三通四流」統戰訴求。
不過，他們的作法有四大時空環境的基本差異。一、兩位蔣總統是為了捍衛中華民國主權，「光復大陸解救同胞」，中華民國總統賴清德則是在推動自認務實的臺獨工作，中華民國只是用來保護臺獨的外殼。二、兩岸軍力早已失衡，解放軍具明顯優勢。三、兩蔣時代經濟實力漸勝中國大陸，蔣經國逝世前，臺灣的國民生產毛額(GDP)約占中國大陸（不含港澳）的25％，但去(2023)年臺灣的7566億美元GDP約只占中國大陸（仍不含港澳）的4.2％，排在廣東、江蘇、山東等八省之後，遑論兩岸後來的連結，比兩蔣時代既深且廣。四、兩蔣時代迄1979年止，與美國有正式外交及共同防禦等條約，而目前賴政府與美國沒有前述的關係；或謂美國現在「抗中友臺」是主流，但事實上美「抗中」有其限度，並非無限上綱，而「友臺」有其保留，並非義無反顧。
所以，目前賴清德政府強調的都是強化嚇阻力量，但這顯然不適合當下的環境。賴清德及其國安團隊應盱衡國際和平歷史，思考三管齊下的策略，亦即在強化嚇阻力量外，提升臺灣民主，維持兩岸制度化協商與交流。
臺灣地區的民主發展停滯不前，政黨政治間鮮有溝通及妥協，甚至有人認為民主已略為倒退。如果民主不能成為中華民國的軟實力標竿，盡說臺灣「站在世界民主防線最前沿」，其實意義不大，效果更將有限。
至於維持兩岸制度化協商與交流，從1990年9月兩岸紅十字會獲各自官方授權簽署的「金門協議」開始，到蔡英文、賴清德時代，有些協議已徒具形式。原因不在窒礙難行，而在兩岸是否有一定的政治基礎。過去的30多年中，這個基礎就是各自根據憲法、求同存異，所體現出的「一個中國」，在臺灣方面指的是中華民國，中共當局認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言之，有了制度化的互動，兩岸兵戎相見的風險就少了很多。李登輝主政的1990年代前半是如此，馬英九時期那8年亦是如此。雖然兩位均持續強化防衛力量，但如「辜汪會談共同協議」、「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等也沒少過，是臺海和平穩定的支柱之一。
2024年3月20日，天主教教宗針對俄烏衝突及加薩戰爭發表演說，表示「我們應盡一切努力去斡旋、談判使戰爭結束」，指出了談判協商的重要性。希望賴政府能正視兩岸制度化談判下的各種協議，對於兩岸關係和平穩定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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