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雄專欄】《選罷法》罷免門檻修法爭議與民主深化挑戰

張瑞雄 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全球品牌創新永續協會理事長

近期立法院針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進行修法，圍繞罷免門檻的調整，引發朝野激烈交鋒，甚至被譽為是民主與民權之間的一場博弈。國民黨與民眾黨主張提高罷免的實質門檻，要求罷免同意票數須超過當選票數，民進黨則認為此舉侵害民權，形同「沒收罷免權」。在這場爭論中，我們應更深層探討民主制度的內在矛盾與進化需求。

罷免制度設立的初衷，是提供公民監督與撤換不適任公職人員的工具。但隨著政治環境的變遷，罷免制度似乎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尤其是近年來多起針對地方首長與民意代表的罷免案，讓罷免程序的合理性備受質疑。根據民調顯示，高達56.6%的民眾支持罷免同意票須超過當選票數的提議，另有近七成民眾認為頻繁的罷免行動將對社會穩定帶來威脅。

這些數據反映了民眾對現行罷免制度的憂慮：一方面，罷免門檻過低，容易造成少數否決多數的現象；另一方面，罷免案往往被政治化，淪為報復或打擊異己的工具。如何在保障公民權利與維護政治穩定之間取得平衡，成為當下的迫切議題。

國民黨與民眾黨聯手推動的修法主張，試圖透過提高罷免門檻，限制濫用罷免的可能性。特別是要求罷免同意票數高於被罷免者當選票數的條款，被視為避免「政治報復性罷免」的重要措施。支持者認為，現行25%的罷免同意門檻過於寬鬆，對民主制度與社會安定造成潛在威脅​。

反對者則批評此舉是「削弱民權」的行為，民進黨認為，修法無異於「開民主倒車」，將大幅限制公民對公職人員行使監督的權利，削弱民主體制的活力。行政院長卓榮泰甚至警告，提高門檻可能造成公民行使直接民權的障礙，違背憲政原則​。

在罷免制度的設計上，民主的目標並非僅限於多數決，而是確保少數的意見能在制度中得到尊重。因此如何在提高罷免門檻與維持制度公平性之間找到平衡，是制度深化的關鍵。

國際上，如日本與德國等國家，罷免門檻普遍較高，有助於避免罷免被輕易濫用。台灣的罷免制度應根據自身的民主發展與社會文化特性進行調整。正如民調所顯示，青年世代更偏好穩定的社會環境，罷免雖然是一種必要的民主工具，但若設計不當，將淪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進一步破壞公眾對民主制度的信任​。

罷免制度的修法並非僅僅是法律技術層面的討論，而是對民主精神的再思考。除了罷免的門檻，選罷法可以考慮修正的地方還有很多，例如增加罷免連署的核查要求，附上身分證影本並公開核查過程；延長選舉和罷免活動的法定期間，確保資訊充分傳播；引入更嚴格的資金來源審查和透明化要求；制定針對網路媒體的選舉與罷免規範，廣告透明度和虛假資訊管控；強化地方自治與中央監督之間的平衡，保障地方選務的自主性等等。

民主制度的深化，需要政治人物與公民社會的共同努力。立法院在進行選罷法修法時，應將焦點放在如何提高程序的公正性與透明性，並增強對濫用行為的防範，而非只單純提高門檻。唯有如此，才能確保台灣的民主制度在穩定與多元中不斷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