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凱鈞/文化大學國家發展與中國大陸研究所博士生
近日，迭傳校安破口事件，警鐘已然響起。
事件一，新北市一所國中驚傳一名男學生「為了幫女同學出氣」，竟持彈簧刀狂刺10刀將另一名男學生殺害。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辦法注意事項〉中，針對學生可能攜帶的槍砲彈藥、管理刀械等違禁品，已訂出緊急處理作業要點，教職員工一旦發現，要立即「通報」學校。
事件二，桃園市翁姓高中教官協助警方逮捕涉毒學生，成功破獲毒品案件，卻被教育局認定違反「教育輔導先於懲處」之比例原則，將其記過2次。教育部長潘文忠表示：這起事件的關係人是未成年學生，應儘快「通報」校外會，再將情資以密件函轉警政機關處理，而非直接報警處理。
以上兩件新聞放在一起看，先不論案件事實之是非對錯，教育部顯然是以「依法行政」之口號，遮掩其處理校園犯罪行為的消極。部長要求，教職員及教官發現任何異常，均要先行「通報」，而不須試圖阻止，彷彿犯罪流程如行政程序般，以「天」為計算單位，而未考慮變生肘腋的突發狀況。更重要的是，這兩起犯罪已涉及人身傷害、毒品等「重罪」，萬一有學生因「通報」延誤，吸了毒或挨了刀，將面臨不可逆的傷害。教育部長把緩不濟急的行政通報，當成防止校園犯罪的唯一管道，只問有無通報，有無事先輔導，卻不問處置是否得當，是否防範犯罪於未然，這不等於變相鼓勵校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潘部長幾次發言都在捍衛上述這種不分輕重緩急的制度，背後自有其「理論背景」。目前台灣教育政策對於學生犯罪事件，一律以「輔導優先」為原則，大力削減一線教職人員的管教、督導權。這種態度源自於部分民間教育團體以及廢死團體多年來的爭取。他們強調的「重刑化無助減少犯罪」，「普遍性搜書包違反學生人權」等，傾斜了國家教育政策。身為法律人，我當然很清楚一切「刑事上之懲處」均有其極限。百餘年前，大清對革命黨人處唯一死刑，依舊無法阻止國父孫中山推翻清廷；今日老師教官即使日日搜書包，也不代表能阻止高度偏差的學生對他人施加暴力。但是，教育雖非「必然」卻是「應然」，當推動的新制度明顯發生問題，當事人選擇視而不見，讓事態繼續惡化，那是絕對的不道德。
這批高級知識分子往往出身於象牙塔中，「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高談闊論的主題總是「國家機器如何對基層人民造成戕害」，但對於「基層人民間之互害」欠缺了解，更別提預防及阻止的手段。他們主張「限制教職員及教官權力以避免不當管教」，但無法處理「無管教時代」出現的犯罪問題，只能繼續用高大上的理念去應付受傷害民眾的怒火。他們不知道對於無力抵抗「基層互害」的弱勢而言，能倚仗的往往是及時執行公權力的軍警，及時干涉犯罪的教師，而非只能事後補救的「輔導師」及行政人員。他們心中「去威權化」的解方，卻是許多基層百姓的毒藥。他們的「無差別免罰」與大清的「無差別重罰」，效果上都是加速基層治理的瓦解。
過去威權時代的校園治理，固然有不近人情的一面，但在輔導上卻自有其分寸，例如校園最容易發生的「竊盜」其實是非告訴乃論罪，但最終均微罪不舉「小事化無」，可見過去教育重視「區分良莠」。反觀如今新式教育政策倒有些「良莠不分」，將輕罪與重罪統一掛在「通報」及「輔導」的架構下，反讓有心人因為犯罪成本降低而恣意逞凶。當前教育部高層公然反對及時有效預防，教師教官的管理權又被剝奪，受害者無人聞問，校園犯罪必有龐大的黑數。校安政策若不徹底檢討，鐘擺及時矯正，校安路上，將濺滿無辜者的鮮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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