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魚豪/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研究生
一、 前言
中華民國憲法自民國36年（1947年）公布以來，已成為塑造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石。民國38年（1949年），隨著國共內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遷往台灣，繼續運行中華民國憲法並對台灣地區進行治理，成為台灣法律與政治體制的根本依據。儘管面對國際承認與兩岸分治的現實，憲法仍在台灣社會中深深植根，影響兩岸關係的發展。這一歷史過程，不僅塑造台灣的內部政治與法治結構，也為未來兩岸關係的變遷，帶來深刻的啟示。透過剖析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政府、中華民國憲法的內涵與影響，期望能更清晰地理解這一制度，對台灣內部及兩岸互動的多層影響。
二、 中華民國：百年國號的歷史意義
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誕生於1912年，一直是中國近代化與共和制度的象徵。作為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國近代史上，無疑具有無可取代的地位。而在國共內戰失利後敗退至台灣，失去對中國大陸的有效治理。然而，中華民國在台灣延續其政治架構，並形成具體且穩定的治理體系。儘管現今的治權版圖，僅限於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及其周邊外離島地區，只有3.6萬平方公里的大小，但國號仍具有歷史與文化象徵價值。
隨著兩岸分治的持續，中華民國的存在，成為一種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與現實存在。台北、北京兩個政權，在不同地理區域各自治理，形成了「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的特殊格局。這一現象反映歷史遺留問題，也揭示現實政治的複雜性。因此，中華民國既是歷史遺產，也是現實存在。兩岸在認同上雖有分歧，但其歷史意義不容忽視。
三、 中華民國政府：治理實體的現實意義
中華民國政府（以下簡稱台北政府），是有效治理台澎金馬及其周邊地區的執行機構，其治理成就與國際參與令人矚目。基於民主制度的架構，並成功實現經濟繁榮與社會穩定。例如，民國76年戒嚴後的十年，GDP年均增長率達到7.87%，這時期亦被稱為「台灣經濟奇蹟」。同時在國際社會中以「中華台北」等名義參與多項活動，顯示其治理能力的重要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國38年至76年（1949年至1987年）的戒嚴時期，台灣的民主發展受到嚴重限制。這段期間內，政治自由和人權狀況不佳，台灣人民長期生活在戒嚴法的管制下，基本權利受到極大限制。政治參與機會有限，異議聲音被壓制，這些歷史背景對台灣社會造成的影響，塑造後續的民主改革路徑。
隨著戒嚴的解除，台灣社會逐漸走向民主化，並在民國85年（1996年）舉行首次直接民選總統選舉（投票率76.04%）。這一關鍵的轉變，不僅促進台灣的政治發展，也為台北政府的治理提供新的動力。
同時，自民國76年11月（1987年），台北政府開放兩岸探親，這一政策極大促進兩岸人民的交流與相互理解。探親政策讓許多破碎的家庭得以重聚，減少歷史與政治造成的隔閡。這不僅有助於增加兩岸間的互信，還促進彼此的經濟與文化交流。實際上，探親政策的開放，標誌著兩岸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體現務實與人道關懷的精神。
然而，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以下簡稱北京政府），不承認台北政府的合法性，這一點在法律與認知上形成巨大差異。即便如此，台北政府的運作依然是台灣地區有效治理的基石。如何讓對岸人民認識到台北政府的現實存在，已成為改善兩岸關係的重要課題。需要強調的是，台北政府的存在並非是與北京政府的對立，而是歷史造成的現實分治。這一點不僅反映兩岸的特殊關係，也顯示在複雜政治環境中的務實治理。
由此可知，在兩岸關係中，台灣與大陸在法律認知上的巨大差異，對兩岸交流帶來了困難。北京政府不承認台北政府的合法性，這一點在法律和認知上形成巨大差異，增加了兩岸互信的障礙。此外，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承認問題，以及如何在國際壓力下維持自己的政治和經濟運作，也是台灣面臨的重大挑戰之一。
舉例來說，2010年簽訂的ECFA（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於2024年5月時公告終止第二批共134項的關稅減讓，顯示兩岸經濟合作減速的趨勢。這種變化從側面反映出兩岸關係，在法律認知與政治現實中，延續的內戰本質。自1949年以來，兩岸尚未正式簽署結束敵對狀態的協議，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延續至今，使兩岸事務更像是一個國家內部的事務。
總之，因意識形態與執政黨派的變化，兩岸關係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同時，台灣特殊的地緣政治地位與國際社會的深度介入，也對兩岸互動產生重要的影響。未來如何在法律與現實的矛盾中找到平衡點，將是雙方共同面臨的重大課題。(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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