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美國政治正處於劇變的十字路口。新自由主義秩序在全球化與市場至上主義的推波助瀾下，長久主導美國政治，但近年來其承諾與民眾現實的脫節，引發了對既有框架的挑戰。一股名為「新右派」（New Right）的保守派運動應運而生，試圖重塑美國的政治秩序。這股力量在第二次川普（Donald Trump）政權中嶄露頭角，透過移民限制、關稅保護與文化保守等政策，挑戰新自由主義的霸權。然而，新右派尚未完全成熟，其能否成為持久的政治力量，抑或僅為曇花一現，仍待時間檢驗。本文將探討新右派如何在後自由主義時代尋找新的政治秩序，並剖析其挑戰與機遇。
新右派的起源與思想根基
新右派的興起源於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2012年共和黨在總統大選中慘敗，促使其發布「成長與機會項目」（Growth and Opportunity Project）報告，俗稱「共和黨驗屍報告」，建議黨內擴大對少數族裔與移民的包容。然而，報告未能解決黨內對移民政策的分歧，反而加深了保守派與建制派的裂痕。2014年，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坎托（Eric Cantor）在初選中意外落敗，顯示基層保守派對全球化與移民政策的強烈不滿，為新右派的萌芽奠定了基礎。
新右派的思想核心強調家庭、社區與國家的重建。他們認為，市場至上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侵蝕了勞工階級的「核心家庭」，導致住宅短缺、藥物濫用與非法移民問題惡化。新右派主張，穩定的家庭是社區的基石，而強大的社區才能支撐國家的內政穩定與國際競爭力。這一理念試圖將共和黨轉型為現代勞工階級的代言人，與傳統的富裕階層路線分道揚鑣。
新右派的領袖，如參議員萬斯（J.D. Vance）與盧比歐（Marco Rubio），將這些理念融入政策。他們推動的「Project 2025」計畫，透過與傳統保守派智庫如遺產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的合作，試圖為未來共和黨政權提供人才與政策框架，顯示新右派正從思想運動轉向制度化。
新右派在川普2.0時代的影響
第二次川普政權成為新右派實現理念的關鍵機遇。相較於第一任期以傳統共和黨路線為主，川普2.0在政策與人事上更具激進性。萬斯出任副總統，盧比歐兼任國務卿與國家安全顧問，顯示新右派已滲透政權核心。移民政策上，政權採取擴大旅行禁令與嚴格簽證審查，反映新右派對國家主權的重視。經濟方面，全面關稅措施與製造業振興計畫，則體現其對勞工階級的承諾。
然而，新右派的影響並非全面。稅制改革中，包含對大企業與富人的減稅，與新右派的經濟民粹主義理念相悖。外交政策上，共和黨內部對烏克蘭援助與對俄制裁的立場分歧，顯示新右派尚未完全主導黨內路線。這些矛盾凸顯新右派在政策制度化過程中的挑戰，其影響力仍受川普個人風格與共和黨傳統勢力的制約。
值得注意的是，新右派開始與勞工運動接觸。例如，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與民主黨參議員布克（Cory Booker）共同提出《勞動契約快速化法案》，要求新成立工會獲勞工投票認可後，雇主須在10日內啟動談判。此舉獲全美卡車司機工會支持，顯示新右派試圖打破共和黨傳統反工會立場，吸引藍領選民。
新右派的挑戰與未來展望
新右派作為政治運動仍處於初期階段，其在2024年大選中的角色有限。川普的勝選更多依賴拜登（Joe Biden）支持率低迷與經濟不確定性，而非新右派的政策願景。這顯示新右派尚未能將思想優勢轉化為選舉動能，其政治正統性仍待考驗。川普的個人化領導風格與不可預測的決策，也為新右派的政策一致性帶來風險。
2028年大選將是新右派的關鍵試煉。川普因連任限制無法參選，共和黨初選可能從個人崇拜轉向理念競爭。若新右派能將其政策願景，如勞工優先與文化保守，轉化為選舉策略，或許能確立思想領袖地位。然而，若無法克服黨內分歧與基層動員不足，其影響力可能僅止於智庫與媒體的論述圈。
歷史學者蓋瑞·蓋斯特（Gary Gerstle）指出，美國政治秩序約每30至40年經歷一次更替。1930年代的「新政秩序」與19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秩序」皆因危機而生，並在危機中終結。2016年川普的當選標誌新自由主義秩序的裂痕，而新右派的崛起則試圖填補這一真空。其能否建立新的政治秩序，關鍵在於是否能將理念制度化，並獲得廣泛民意支持。
新右派在後自由主義時代的探索，既是對新自由主義霸權的挑戰，也是對美國政治未來的重新定義。其以家庭、社區與國家為核心的理念，試圖重塑共和黨的路線，卻面臨制度化與選舉動員的雙重挑戰。2028年大選將是新右派從思想運動走向政治主導的轉捩點。若能把握機遇，新右派或許能開創新的政治秩序；若失敗，則可能淪為共和黨歷史中的一段插曲。美國政治的下一場革命，正在新右派的試煉中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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