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中／為孫文學校總校長、中國國民黨主席參選人
前台北市長柯文哲能否在7月26日行使罷免投票權，引發社會高度關注。這不僅是針對個人權利的個案問題，更是一個檢視與深化我國民主制度的契機。
第一、從國內法規來看，我國《憲法》第17條明文規定，人民享有選舉、罷免、創制與複決四大公民權。進一步觀察，2006年刑法修正已明確限制「褫奪公權」的範圍，僅限於不得擔任公職或參選公職，並未擴及人民投票行使參政權的部分。換言之，即使受刑人遭到褫奪公權，只要不是擔任公職或成為候選人，依然保有依憲法所賦予的選舉、罷免、公投等投票權利。更何況柯文哲並非已定罪之受刑人，而是仍在審理中之羈押被告，其公民資格並未受到任何剝奪。
第二、從國際法與人權標準的角度觀之，亦可得到清楚指引。《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明訂人民享有參政權，包括參與選舉與投票。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針對此公約所提出之解釋意見亦強調：「僅因個人被收容或拘禁，並不構成剝奪其投票權的正當理由。除非國家法律有明確規定，否則應一律尊重其基本參政權。」雖然我國並非聯合國會員國，但該公約自2009年內國法化以來，我國政府自許應依其規範行事，落實國際人權標準的義務。
第三、觀察各國實踐經驗，支持在押人投票權的聲音並非新興主張，而是在多數民主法治國家中早有制度安排。例如德國、荷蘭、挪威與加拿大等國，不僅保障定罪者的投票權，對於尚未定罪的羈押者更視為無庸置疑的基本權利，並透過監所投票所、郵寄投票等制度性配套予以落實。即使在制度差異顯著的美國，雖各州法律不一，聯邦政府與多數州份仍承認在押未判決者（pretrial detainees）擁有投票權。即便部分州仍設有實務障礙，但其保障原則已具高度共識。
第四、台灣民間人權團體亦長期對此表達關切。根據《第三次國家人權報告：民間意見書》（2022年）中，由台灣人權促進會等團體撰寫的內容即明言指出：「我國迄今仍全面剝奪受刑人之投票權，不僅是政府的怠惰，更是嚴重侵害人權的作為。」這段話充分表現出國內公民社會對人權保障的期待，也凸顯制度改革的迫切性。
回到柯文哲個案本身，他雖因司法程序而遭羈押，但依法仍具完全公民資格，並未被定罪，也未遭判決褫奪公權。因此，他理應與其他國民一樣，享有參與罷免投票的基本權利。若國家無法提供協助其投票的制度配套，問題不僅止於行政瑕疵，更反映出台灣民主制度在保障個人基本權益上仍有明顯缺口。
執政的民進黨政府若真視人權為核心價值，應不僅正面回應民眾黨提出的「應同意柯文哲投票」的要求，更應立即展開制度性改革，規劃未來監所收容人行使公民權的具體機制，讓民主不再止於制度表面，而是真正落實於每一位國民的權利保障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