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1日，高雄監獄發生受刑人奪槍挾持事件。6名重刑犯控制典獄長與戒護人員，與外界對峙14小時，最後在清晨5時以自戕收場。雖然人質全數獲救，但事件留下制度問題，此事也成為檢察官心中的遺憾。學者對此表示，監獄行期拉長，對監獄管理是一大挑戰。
據報導，當時擔任談判角色的雄檢主任檢察官陳俊秀，與事件首謀——遭判刑28年6月的竹聯幫尊堂高雄分會長鄭立德等人通話數十次，過程中曾出現受刑人態度鬆動，但未能改變結局。他後來回憶，對峙結束後獨自坐在廁所反思，直言：「6條人命像掛在身上，凌晨五點的那幾聲槍響，是我人生最遺憾的時刻。」
受刑人在過程中提出多項訴求，內容涉及監所待遇、假釋門檻及累犯刑期。他們甚至直言：「陳水扁可以保外就醫，重病受刑人為何不行？法律公平嗎？」
案發當日下午，6人趁換工時奪取長短槍與子彈，挾持監獄高層包含典獄長、戒護科長，並要求外界回應訴求。矯正署與檢方展開交涉，談判自傍晚持續到深夜。陳俊秀在交涉過程中試圖透過言語勸降，並提出放下武器的可能方案，但受刑人最終未採納。
翌日清晨五時，牢房內傳出槍響，6人相繼自戕，對峙宣告結束。雖然人質安全獲救，但6條人命的殞落，令此事成為矯正體系必須面對的課題。
外界在事後聚焦三大疑問：第一，受刑人為何能奪槍？其次，假釋與保外就醫的標準是否一視同仁？第三，談判持續14小時，為何最終仍無力阻止悲劇？這些問題延續至今，仍時常在公共討論中被提出。
官方在事發後強化監獄安全、檢討假釋機制，並檢視危機處理流程。但不少專家認為，改革仍停留在表面。制度公平、心理輔導與談判專業化，才是避免悲劇重演的重要方向。
多年後再回顧，6名受刑人的名字逐漸淡出，但他們在對峙中喊出的質疑依然存在。「陳水扁可以保外就醫，重病受刑人為何不行？」這句話不只是牢中抱怨，而是提醒社會如何在法治與公平之間找到平衡。學者指出，憲法法庭拉高死刑門檻，社會風氣認為重刑犯不應該假釋，此考驗政府該如何因應。
學者認為，受刑人在意的是「累進處遇」分數，想假釋者就得好好表現，提高分數，但對於判刑數十年的重刑犯而言，卻難以達到門檻，導致關得愈久，配合度愈低。
至於監獄管理，學者指出，戒護管理與受刑人人權是天秤兩邊，很難判定孰輕孰重。全台有6萬罪犯，對於不同犯罪者要有不同的教化模式，但同時也得面臨監獄的管理人員不足，應先擴充管理人員，才能解決初步的問題，並檢討刑度執行層面，該執行（死刑）時就要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