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奕宏/前國民黨青年團總團長、大九學堂二期學員
在筆者四處觀察兩岸相關的輿論時，時常看到一派渲染戰爭危機的觀點。該觀點表示解放軍內部、特別在是中基層軍官之中，存在著非常強烈的對於戰爭的渴望，希望透過一場臺海戰爭建功立業。而習近平與少數的核心高層，則是這一尊壓力鍋搖搖欲墜的蓋子，也是臺海如今和平的最後倚仗。鷹派言論也在大外宣學者、愛國大V、小粉紅群體之間屢見不鮮，使得大陸的輿論場內充斥著一股歷史必然性的信念，好像臺海戰爭勢在必得一樣。但事實真的是如此嗎？
若稍作思考就會發現，解放軍等安全部門持鷹派觀點實屬正常。戰爭是他們建功立業的機會，經濟發展跟他們無關，對鷹派來說高喊武統對他們當然是百利而無一害。既然如此，一場潛在的臺海戰爭，又對誰不利呢？哪些人可能是中共內部不希望看到臺海戰爭的「鴿派」呢？
在不討論國際是否軍事馳援臺灣的情況下，筆者提出一個最簡單的觀察視角，也就是從全球對俄烏戰爭的制裁中進行探討，初步探尋哪些人最容易受到制裁的影響，這些人自然較有可能是反對戰爭的對象。在俄烏戰爭開始之後，歐美國家對於俄羅斯展開了一系列的制裁行動，包含制裁其能源出口、將俄羅斯踢出SWIFT系統、以及沒收俄羅斯政府與部分人士的海外資產等。不同於以能源出口為主的俄羅斯經濟，自改革開放與加入WTO以來，中國建立了自己世界工廠的地位，「Made in China」的商品遍佈全球。縱使近年也有太陽能板、電動車等自主研發的產品，但依然有相當大一部分的中國經濟的組成在出口製造業。這也意味著，一但面臨歐美乃至於全世界規模的制裁時，中國經濟所面臨的影響將會遠大於俄羅斯，對如今已不甚健康的中國經濟造成巨大的衝擊。
在上述的思維底下，筆者能想到以下幾類反對臺海戰爭的中共官員：
第一類是國務院官員，以及其下屬主管經濟、金融、出口、農業等領域的單位，比如商務部、發改委等部門，或是業務上需要處理經濟及出口相關的國務委員、副總理等。國務院作為中國一切經濟與社會政策的制定者，顯然也會是第一線負責隨戰爭所帶來衝擊的執行者。不論是股市下跌、外資出走、供應鏈轉移、企業在制裁下倒閉、乃至於數以億計下崗工人的安置，都會需要出自國務院的政策。打贏了功勞沒有他們，但無論成敗的過程與後果都需要由他們來收拾，因此國務院顯然會是在臺海問題上的第一號鴿派。
第二類是不希望改變現狀的地方官員，特別是沿海省份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與特首們。不論是香港、上海等國際金融中心，或是浙江、江蘇、安徽、福建、廣東等沿海經濟大省，顯然都會是戰爭陰影下首當其衝的地區。在GDP成績向來是官員考核最重要指標的情況下，一但制裁來臨，這些官員長年苦心經營的經濟成果輕則面臨重創、重責損失殆盡，更別說他們的管區還要受到戰火的波及。與國務院相似，這些地方官同樣打贏沒有功勞，但又需要為解放軍提供無數後勤資源、並承擔地方維穩與經濟衝擊的後果。即使在特殊時期的考核方式固然有可能改變，但這種劇烈變動顯然對已經在中國官場名列前茅的沿海省份主政者來說顯然是不歡迎的，因此這些地方一把手們可能是第二種的鴿派。
第三類是有資產在海外的權貴體系。在俄烏戰爭開始之後，歐美凍結了俄羅斯國有銀行、政治人物、與部分人士在海外的資產。以中國經濟的規模之大，國企規模之廣、政商連結之深，在一場臺海侵略戰爭中潛在面臨制裁的中國權貴家族是只多不少。由於中國內部的監管嚴格、法治缺失，中國權貴將家族資產大量轉移海外早已不是秘密。在今年年初，美國國會再次地督促情報單位公開對於中共中央委員會成員隱匿財富的調查報告，《華盛頓郵報》也披露中國駐美大使館積極遊說美國不公開此份報告的運作，顯示美國對這類行為的警惕是有用的，高官的海外資產也是中共最不願意曝光的事情之一。現實是只要不打仗，楊蘭蘭們就可以繼續揮霍他們隱蔽的財富，在海外過著榮華富貴的生活。可是一旦打仗，就有可能落入遮羞布被撕破、財產被沒收、同時又要在國內外背上無數罵名的處境。顯然這一群「悶聲發大財」的權貴們，將會是私下阻止臺海戰爭的一股聲音。必須注意的是，相較於中基層軍官對於臺海戰爭的渴望、解放軍的高層家族們被歸類在此類的可能也不在少數，筆者認為這些也都會是隱蔽、潛在的鴿派聲音。
最後的第四類自然是統戰口的官員，如政協系統、統戰部、國台辦、民主黨派等。他們的工作內容就是透過各種軟性力量進行統戰工作，武力統一顯然是對他們路線最大的否定。即使在中共體制內這類部門的實權有限，但依然是一股龐大且不容忽視的聲音。
以上的四股力量，是筆者總結中共可能是對臺「鴿派」的四種官員。相較於我們平時較容易看到的第四種統戰口官員，前三種類型的官員才是佔據了中國政壇半壁江山的主要力量，在和平時期的影響力更是無遠弗屆。他們的共通點是在現行的政治體制下享盡優渥的特權，而潛在的戰爭則是代表一場將利益集團重新洗牌的風險。筆者認為，中共內部鴿派聲音的組成，正是在官僚主義的運作邏輯之中，包含戰爭對當朝官員的業務、仕途、甚至是個人或家族財產的衝擊。這股不願改變現狀的聲音，就是中國內部對和平最大的訴求。
最後筆者還是必須承認，以如今中國定於一尊的政治局勢，這匹官員對重大決策的影響力確實充滿了未知數。這篇文章僅僅是要強調，中共內部的對臺策略並非只是明面上的鷹派當道、戰跡四伏，而是深深的鑲嵌在政治經濟體制中的複雜結構。對中共的主政者來說，他們只是想要透過鷹派聲音來獲取國內的政治紅利，而不是打一場充滿未知數、且非常有可能導致權力格局重新洗牌的臺海戰爭。對這個結構的探索與發展，或許正是如今主張和平的主政者們能運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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