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安全政策的異化危機
在冷戰結束後，美國自視為自由秩序的守護者，其國家安全政策傳統上奠基於軍事力量、外交網絡與制度規範。然而，近年來卻逐漸浮現出一種令人憂慮的趨勢：安全政策日益被財務利益與產業壓力所綁架，甚至淪為政府和企業可交易的資產。據前美國商務部副部長小唐·格雷夫斯（Don Graves）與其經濟和國家安全高級顧問阿魯普·穆哈吉（Arun Mukherjee）於9月24日在 《Foreign Affairs》（外交政策）共同發表《National Security for Sale》的文章指出，美國政府愈來愈頻繁地將出口管制、軍售與高科技授權設計成一種籌資工具，安全與利益的界線正被快速侵蝕。
本文將依該論述分析美國國安政策如何被「利潤邏輯」扭曲，並探討其對戰略、制度與地緣格局的深層危害，最後提出若干矯正方向。總體核心觀點是：當國家安全成為金錢遊戲的一部分，短期回報將凌駕長期戰略，最終削弱美國的制度信任與國際地位。
出口管制的財政化
高科技產品出口長期是美國對外戰略的重要工具，原意在於限制敏感技術流向潛在對手，例如大陸。然而，格雷夫斯與穆哈吉指出，美國政府逐步將出口授許與財政收益掛鉤，設計出某種「抽成」或「收益分享」機制。企業若願意上繳部分營收，即可能取得出口許可。
這樣的做法讓授許決策被財務利益滲透。官僚體系傾向於批准更多交易，因為每一次核准都能轉化為政府收入。短期內或許能補充財政缺口，但長遠來看，風險評估被迫讓位於金錢考量，可能導致技術流失與安全隱患。
一旦這種模式形成路徑依賴，任何收緊管制的建議都會遭遇既得利益者的反對。管制從戰略工具逐漸淪為財政手段，這正是制度扭曲的開始。
軍火工業與安全政策的共生
軍售本是外交與安全戰略的延伸工具，但在美國，它同時承載龐大的經濟與政治利益。冷戰期間，美國對沙烏地阿拉伯的軍售案例已顯示，經濟與能源利益往往凌駕於純粹的安全考量。
進入二十一世紀，軍售的影響力更深。每一筆大型軍售交易背後都是數十億美元合同，牽動國內的產業鏈與就業市場。國會議員因選區工廠與就業而積極推動軍售，這使得安全需求被包裹在利益計算之中。
軍售逐漸演變為一種「外交與經濟雙用途」工具。問題在於，當利益凌駕戰略判斷，美國可能低估軍售對地區局勢的長期破壞性後果。
政府投資與股權干預的隱憂
除了軍售與出口管制，近年美國政府也透過創投基金、補助與股權參與直接介入高科技企業。名義上，這是為了確保在半導體、人工智慧與量子科技上的優勢。然而，當政府同時是監管者與投資者時，利益衝突問題就浮現出來。
政策可能因政府的投資利益而偏向特定企業。例如在研發補助、國防標案或監管鬆緊上，決策會受到資金回報的影響，而非單純的戰略需求。這削弱了市場機制，也讓部分企業養成依賴政府的習慣。
如果國家安全與股權收益過度綁定，整體產業將逐漸失去競爭活力。表面上看似保障技術優勢，實際卻可能讓創新生態變得僵化。
利益扭曲的深層危害
將安全政策當作利益交易，後果遠超過單一決策本身。最直接的問題是戰略風險被壓低。當財務回報被放在首位，技術外流與軍售反制的潛在威脅反而被忽視，長期優勢被逐步侵蝕。
更進一步，制度也可能出現腐化。企業若知道出口許可與收益掛鉤，就會加大遊說甚至採取不正當手段，導致決策透明度與問責性下滑。公眾最終會發現，安全政策是「用錢買來的」，對政府的信任隨之下降。
地緣政治影響同樣不可忽視。盟友與對手都能看出美國把國安政策當成交易籌碼，這會讓談判桌上的籌碼逆轉，甚至讓美國陷入被動。
矯正與重建的可能路徑
要遏止國安政策商品化，必須從根本制度切入。出口授許應徹底脫離「收入來源」角色，只能依風險評估決定，避免形成財政依賴。
同時，國會與獨立機構需強化監督。透明度越高，企業就越難以用利益輸送影響政策。智庫與媒體在此也能發揮外部制衡的力量。
政府對企業的介入應有所邊界。補助可以存在，但股權控制須謹慎，並建立退出機制，避免讓國安與投資回報混為一談。
此外，對敏感技術和軍售應建立跨年度戰略評估機制，讓長遠風險被制度化檢驗，而不是任由短期政治或財務壓力主導。
結語：別讓國安淪為利益遊戲
格雷夫斯與穆哈吉的分析揭示了一個現實：當國家安全被包裝成交易商品，戰略判斷就會被財務邏輯侵蝕。出口授許、軍售與政府投資若繼續朝籌資工具演變，美國的制度信任與全球地位將難以維繫。
矯正的關鍵在於制度重建，包括脫鉤財政與安全決策、強化監督與透明、限制政府投資角色，以及建立長期風險審查。唯有如此，美國的安全政策才能回歸本質，不是金錢遊戲，而是真正守護國家利益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