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泰順/中美文經協會常務理事
立法院國民黨團4日提出國會改革法案，主張增列｢藐視國會罪｣要求官員答詢不得超過質詢範圍，也不得作虛偽不實的陳述。違反規定情節重大者，院會可議決送司法機關懲處，最高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罰金30萬元。
消息一出，有位台大醫生，便忙不迭地跳出來指控，稱「想到這種點子的人是想當皇帝了？」台灣踐行民主憲政超過三十年，高級知識份子對國會運作的常規竟然無知至此，讓人不禁感嘆，台灣難道果真只有藍綠而無是非？
依循英美民主體制 藐視國會罪無關藍綠
先進民主國家對蔑視國會者進行懲處，向來被認為天經地義，並非國民黨團｢想到｣的。英國國會因同時擔負最高法院的功能（所謂國會主權制），對違反國會規定者向來擁有逕行逮捕並處分拘禁之權。在1704年的｢阿須比控告懷特｣案（Ashby vs. White）該權力已獲明文認可，並由國王詹姆士一世諭令確認。
1811年的一件判例，法官更清楚明言此一權限對國會運作的重要性：「代議機構必須要擁有維護自身尊嚴的工具；如同法院一般，代議機構若無這些工具，各種運作阻礙及侮辱必將隨之而至。」法官甚至更進一步表示，當議會達成蔑視國會的決議後，任何法院都無權再行翻案，因為議會議決懲戒後，如果受懲戒者還有尋求司法救濟的空間，則此一權力的存在便必然受到限制。
有些遭到議會懲戒者甚至曾以上議院為上訴對象，但同樣遭到上議院明確拒絕，上議院認為：「議會對蔑視國會罪的宣判便是最後的定罪，沒有其他的法庭可以再對受控者提出釋放的要求或予以假釋…沒有法庭或其他民意代表機構，有資格扮演下議院的上訴機構。」這些案例如同認可國會是｢皇帝｣，但這個皇帝背後是人民，維持國會尊嚴等同彰顯人民主權，蔑視國會的懲處也因此有了法理基礎。
美國立國後許多制度師法英國母國，雖然採行三權分立與成文憲法，但對國會懲戒權的堅持並無二致。1795年，美國行憲才僅僅7年，眾議院便首次動用懲戒權，以決議授權議長指揮議會警長逮捕意圖賄賂議員的兩位民間人士。兩人均在次年初，被國會判處蔑視國會及侵害國會特權兩項罪名，並分別處以短期拘禁。1812年的另一個案例或者更值得重視，當時國會調查何以秘密會議的內容被洩漏給報刊，但報社社長與撰文者均拒絕透露消息來源，國會於是以蔑視國會罪名將兩人拘捕。後來雖因洩密議員自行承認，且當事人也表示願意配合國會的調查，兩人才終於獲得釋放。這個案例等同確認，國會懲戒權可以凌駕於新聞自由與報導倫理之上，是國會取得資訊的必要手段。
但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規定：「人民非經正當司法程序，不得被剝奪生命、自由及財產權」，國會既非司法機關，國會行使懲戒難免有違憲疑慮。但1821年的「安德遜控訴旦恩案」（Anderson vs. Dunn）中，最高法院對此疑慮做出了釐清。法院表示，若不承認議會有懲處蔑視議會行為的權力，那議會將隨時「暴露在各種激動情緒的威脅，及議程常被議員善變、粗魯、甚至陰謀的行為所打斷」。故而，法院支持議會有權運用懲戒權，維護其尊嚴及權利。但法院也警告，若恁令懲戒權過度擴張，也會造成對人民自由的傷害，並破壞三權的制衡原則。故而，法官也在本案明確表示，美國國會不可能完全移植英國成例，讓議會享有無限的懲戒權。因此，國會行使懲戒權必須符合其功能所需，受懲戒者若改變心意願意提供所需資訊，懲戒便必須停止；且，國會有任期制，任何懲戒也不得跨越任期。
推動藐視國會懲處 兼顧立院尊嚴與人權
為了避開立法與司法兩權的灰色地帶，美國國會在1857年通過立法，明文規定拒絕出席國會作證，或拒絕提供資訊與拒絕回答問題的行為屬蔑視國會罪，可以移送法院以行為不檢（misdemeanor）提起公訴。至此，蔑視國會的懲處便移轉由法院執行，刑期也不再受國會任期的限制。
美國現行制度一方面避免了侵害人權的疑慮，另方面也顧全了國會維持其尊嚴的工具，實行百餘年來並未有嚴重爭議。做為後發的民主國家，立院最大黨有意模仿，提出類似的立法以保障國會行使職權，有民眾反對實在令人難以理解。政黨輪替在台灣已成常態，讓國會擁有懲處權，固然可能對行政體系造成龐大壓力，但未來總統與多數黨都可能換人做，今天的反對不等同自廢自己未來的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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