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
近期日相高市早苗發表「台灣有事即日本有事」、「日本將在台海安全中扮演角色」等涉及台海安全與主權敏感議題強硬言論，隨後日本國會議員頻繁訪問台灣，台灣外交部宣稱近期近30位日本議員將訪台，包含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代行萩生田光一、前法務大臣鈴木馨祐以及「台灣女婿」前農林水產副大臣瀧波宏文等。基本上，這呈現「中日關係冷、台日關係熱」的交錯格局。
台日關係的升溫，表面上看似為一連串高頻率的國會議員訪台與政治表態，實質上卻反映出東亞區域權力結構變動、台海議題安全化，以及日本國家戰略思維轉型等多重變因交疊的結果。然而，這種「短期熱絡」現象，並無法轉化為制度性同盟及正式邦交關係。然其所產生的政治、心理與結構性效果，已對台灣、日本與區域安全、秩序形成一定程度影響。
對台灣而言，台日關係短期升溫至少具有三重戰略意涵。首先，強化台灣國際能見度。台灣的邦交國數量有限僅剩12國，正式外交空間受國際結構現實環境制約，台灣長期面臨「被忽視、被邊緣化」的風險。日本國會議員頻繁訪台，並與總統、立法院及相關部會等進行公開互動，實質上為台灣創造一種不同於傳統外交承認的國際存在形式。
這種存在不依賴邦交國數目，而是透過持續、可被國際媒體與政策圈關注的實質互動，累積「政治事實」與「能見度資本」，使台灣議題被納入更多國家的政策討論視野之中。換言之，台灣問題從兩岸關係層次，上升至國際關係層次，利於台灣問題國際化的顯化，擺脫台灣問題被內國化、內政化思維框架制約。
其次，提升安全嚇阻的心理層面。美國所建構印太戰略及美日安保體制中，日本為其堅實盟邦；台灣雖為印太戰略民主聯盟組成員，但非關鍵角色。儘管台日之間並不存在正式軍事同盟關係，但日本政治人物在公開場合持續關注台海安全，造成台灣民眾在心理與認知層次，產生極大嚇阻效果。甚至台灣民意調查顯示，許多台灣民眾認為日本比美國更關心台海安全 ，一旦台海爆發戰爭，日本防衛台灣意願比美國更高。然是否如此，有待進一步檢證。
簡言之，這種高度倚日論及親日論，使得台灣民眾對日本防衛台灣產生不切實際的期待。此種嚇阻效應並非來自具體的軍事承諾及安保防禦體制，而是來自日本「外部關切成本提高」的訊號釋放，使兩岸潛在衝突行為的風險計算更為複雜。台海安全不是孤立議題的認知逐漸成形，牽涉中日台或者擴大至美中日台國際框架。一旦日本介入台海議題，也勢必將美國牽涉進入其中衝突框架。
最後，補強台灣外交孤立困境。
自民進黨執政以來，台灣邦交國已從22個僅剩12個，也無法參與國際民航組織、國際刑警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年會；即使日本曾經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輪值國，台灣也無法參與。
台灣透過與日本國會的制度化互動，得以嵌入更廣泛的印太戰略、民主夥伴與供應鏈安全論述之中。這種嵌入雖有助於台灣在經濟與科技領域，建立關鍵節點角色；也能在國際政治上，降低被指認為「問題製造者」的風險。但要改善長期外交孤立所帶來的結構性不利，仍有所困難。
對日本而言，台日互動的升溫同樣具有重要且多層次的戰略價值。首先，利用台灣問題增加對中國談判籌碼。隨中日關係衝突上升及關係日益複雜，日本透過強化對台交流，向中國釋出一項清楚訊號：日本在台海議題上並非完全被動，也不再僅是經濟理性主導的旁觀者。日本試圖在中日互動中取得更有利的談判位置，操作台灣議題成為日本對中政策之籌碼。
其次，展現印太戰略承擔者角色。美國期待盟友分擔更多區域安全責任及國防費，日本可藉由國會外交、功能性合作與準官方互動，展示印太秩序重要支柱的角色。這不僅強化日美安保體制及同盟的互補性，也讓日本在不直接與中國軍事對抗的情況下，型塑其在參與區域安全架構角色。
最後，回應日本國內安全焦慮與政治需求。隨日本社會對周邊安全環境、特別是台海與東海情勢的憂慮升高，日本政治菁英對台灣議題的積極表態，具有明顯穩定內部政治功能。這既凝聚日本國內安全共識，也回應選民期待日本政府準備因應區域風險的關切。
台日互動關係看似淺層的升溫，但已使台海問題走向國際化與結構化。台海議題不再被視為兩岸之間的內部問題，而是被嵌入東亞安全、供應鏈安全與印太秩序的整體框架之中。雖然這不必然導向即時衝突，但確實改變中美日台各方對風險、成本與行動後果的戰略計算方式。台日短期熱絡的意義，不在於是否立即形成同盟，而在於其所產生的心理、政治與結構性連鎖效應。
毋庸置疑，臺灣國際角色並不因此而產生結構性、實質性變化，其角色仍未被制度化。日本對台國會外交雖提升台灣「非國家形式」的參與，但臺灣仍未能制度性參與區域安全架構，仍無法加入如「東協防長擴大會議(ADMM+)」、「東亞峰會(EAS)」、「印太經濟架構(IPEF)」等實質安全平臺，台灣角色仍屬「邊緣性參與者」。更遑論是參與「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關係」(AUKUS)、「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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