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中國大陸壓力交會下的制度臨界點：歷史視角與戰略啟示
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6年對中國大陸而言，並非單純的年度推移，而是一個多重結構性壓力同步顯現的臨界年份。政治上，這一年位於既有權力配置延續與下一輪政治週期鋪陳之間；經濟上，則是第十五次五年規劃正式啟動、結構調整由方向性論述轉為實質落地的第一年；外交層面，大國競爭格局已趨穩定，使政策選項的彈性相對收斂。
在成長動能放緩與內外風險交疊的背景下，2026年的核心意義不在於是否出現劇烈轉向，而在於既有治理模式能否在高壓環境中維持調適能力。這一年因此成為觀察中國大陸中期制度韌性的重要窗口。
政治週期前緣的權力訊號與穩定考驗
中國大陸在2026年，正處於第二十一屆黨代會前的關鍵觀察期。距離重要政治節點僅剩一年，使得任何人事安排與政策分工的細微調整，都被視為可能的前哨訊號。然而，與其期待明確的權力重組，不如理解這一年更可能呈現為低調而漸進的布局過程。
相關訊號往往體現在非公開層面，包括高層活動安排、政策責任歸屬的微調，以及地方黨政領導的異動節奏。地方人事調整尤其具有指標意義，因其同時反映治理績效評估與中央對未來政策執行能力的考量。
在此背景下，2026年的政治重點並非權力是否集中，而在於能否在不引發不確定性的前提下，為下一政治週期完成平順過渡，維持整體治理穩定。
十五五開局下的成長再定位
2026年作為第十五次五年規劃的起點，象徵經濟治理由戰略宣示進入具體執行階段。然而，現實條件顯示，過往以投資與房地產拉動的成長模式已難以重現。內需復甦動能不足，就業壓力持續存在，地方政府財政空間明顯受限，使政策操作的餘裕較過去顯著縮小。
在此情況下，經濟政策的優先順序顯示已由追求成長速度，轉向防範系統性風險與穩定預期。即便政策工具仍然存在，其效果更多取決於是否能重建企業與家庭部門對未來收入與就業的信心，而非短期刺激規模本身。
因此，2026年的經濟表現更應被視為結構轉型期的過渡狀態，而非新一輪成長循環的起點。其關鍵不在於成長數字高低，而在於是否能避免失衡進一步累積。
供給擴張與需求疲弱的結構性張力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大陸當前經濟結構中，供給端擴張與需求端疲弱之間的落差正持續擴大。在政策導向與產業升級驅動下，製造能力與產能持續擴張，但內需消費卻受制於就業不確定與資產價格調整，未能同步跟進。
這種供需錯位，使價格壓力與企業獲利空間同時承壓，並進一步影響投資意願。即使出口在部分領域仍具競爭力，但外部需求的不確定性，使其難以長期承擔吸納產能的角色。
若內需結構未能有效改善，供給擴張反而可能加劇通膨與通縮風險交錯的複雜局面，對宏觀治理形成更高難度的挑戰。
科技驅動成長與社會承載能力
中國大陸持續將科技創新定位為突破成長瓶頸的重要支柱。人工智慧、自動化與高端製造被賦予提升效率與國際競爭力的高度期待。然而，這種以技術進步為核心的成長策略，也同步放大勞動市場的結構性壓力。
隨著部分工作被技術替代，如何吸收轉型過程中被邊緣化的勞動人口，成為治理層面無法迴避的課題。若相關配套不足，科技進步本身可能削弱社會穩定基礎，反而制約政策推動。
因此，2026年的科技政策成效，並不僅取決於研發成果或產業突破，更取決於社會吸納能力是否能同步調整。
外交現實與歷史視角下的戰略啟示
在外交層面，2026年的中國大陸仍將以中美互動作為核心主軸。川普的政治節奏與美國國內選舉因素，使雙邊關係高度戰術化。高層互動有助於風險管理，但其穩定效果往往受制於內政考量。
挪威歷史學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指出，當前中美關係雖常被類比為新冷戰，但此類比忽略了中國與蘇聯在經濟結構與全球嵌入程度上的根本差異。中國並未如蘇聯般自我隔離，反而深度參與全球經濟體系，這使得「戰略嚇阻」與「戰略安撫」需同步進行，才能避免誤判與衝突升級。
文安立認為，中國的戰略目標仍以成為東亞與西太平洋的主導力量為主，尚未展現全球霸權的明確意圖。然而，他也提醒，歷史顯示「大國胃口會隨著實力增長而擴張」，因此即便當下未見全球主導企圖，未來仍需警惕戰略目標的動態演變。
東亞互動與低度均衡的區域態勢
在區域層次，中日關係於2026年仍處於低溫管理狀態。政治互信不足，使雙邊關係難以快速改善，但同時也存在避免全面對抗的現實需求。多邊場合因此成為維持最低限度互動的重要場域。
文安立進一步指出，當前中國的處境在某些面向上與一戰前的德國相似：快速崛起、制度內部對外部角色的模糊認知，以及難以有效安撫鄰國與既有強權的疑慮。若無法建立制度性對話與角色調適機制，結構性張力可能轉化為戰略對抗。
結語：制度韌性的歷史與現實考驗
總體而言，2026年的中國大陸是一個制度承壓而非政策突破的年份。政治、經濟與外交三個層面的壓力同步存在，使治理模式的調適能力受到全面檢驗。這一年所顯示的，不只是單一政策的成效，而是整體體制在成長放緩與外部競爭條件下，是否仍具備自我修正與延續的能力。
從歷史視角觀之，制度韌性的關鍵不僅在於內部治理能力，更在於能否在多極秩序中重新定義自身角色，避免被視為修正主義挑戰者。這不僅關乎中國的未來，也將深刻影響整個東亞區域的穩定與全球戰略格局的演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