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甫/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台美關稅談判在政治層面上被包裝成「深化合作」的象徵，美國降低對台的對等關稅到15%，且不疊加最惠國待遇、半導體及衍生品取得最優惠待遇、擴大供應鏈投資合作、深化AI戰略夥伴關係，台美雙方互相投資等多項共識，看似達成雙贏。然而，談判背後的窟窿，並非單純的數字遊戲，而是涉及台灣未來的產業命運。若不能正視這些問題，台灣可能在政治上贏得掌聲，卻在經濟上失去根基。
5000億美元承諾的現實困境
談判中提出的2500億美元企業投資與2500億美元信保支持，數字聽來宏偉，似乎代表著台美合作的巨大潛力。然而，若與台灣過去的投資規模相比，便能看出落差。台灣對美投資在過去一年僅有數十億美元，2024年更是僅達141.26億美元。若要在短短幾年內躍升至5000億美元的水準，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這樣的承諾缺乏現實基礎，反而可能迫使台灣企業將有限的資源集中於美國市場，進而壓縮在台灣本土的投資，削弱自身的產業升級與創新能力。
替代效應下的本土投資壓縮
若台灣企業被迫將投資重心轉向美國，本土產業鏈將面臨資金與人才的雙重流失。台灣過去一年對美投資僅有百億美元規模，若要達到5000億美元，至少需要數十年的累積。這樣的落差意味著，短期內台灣必須犧牲本土投資來換取美國市場的准入。替代效應不僅削弱台灣的經濟韌性，更可能在全球供應鏈重組的過程中，讓台灣失去原本的戰略優勢。尤其在半導體與高科技產業，台灣的優勢在於完整的供應鏈與靈活的產業聚落，若資源外移，這些優勢將逐漸瓦解。
美國市場的政策與工會風險
美國的法規環境複雜，政府政策往往隨著政黨輪替而出現劇烈變化，台灣企業若大規模進入美國市場，必須面對不確定的政策風險。台積電在拜登時代，獲得60多億美元「晶片法」補助，川普上任後一再用關稅恐嚇，最近商務部長盧特尼克還說他們拿出台積電違反多元、平等、包容的DEI法案脅迫台積電1000億的增投。可是DEI不是川普政府要消滅民主黨的餘孽嗎？
此外，美國工會力量強大，對外資企業的勞動條件要求嚴格，這將進一步增加營運成本。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在產業政策上往往以「美國優先」為核心，外資企業即便投入巨額資金，也難以獲得真正的政策保障。這些風險意味著，台灣企業在美國的投資不僅需要巨額資金，更必須承擔高度的不確定性。
自主戰略的必要性
綜合而言，台美關稅談判雖然在政治上具有象徵意義，但在經濟層面卻充滿窟窿。談判內容缺乏對等性，投資承諾不切實際，替代效應壓縮本土投資，風險問題更是難以迴避。若台灣在未來幾年內盲目追求與美國的投資合作，可能會陷入「外部依賴」的陷阱，失去自身的產業自主性。台灣必須在合作中保持清醒，爭取更具體的保障措施，例如確保美國市場的法規透明度、降低工會壓力，並要求美方在政策上提供穩定支持。同時，台灣也必須積極拓展其他市場，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國家。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浪潮中保持競爭力，並確保自身的經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