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鳳生／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亞太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高誓男／法學博士、中華民國公教軍警消聯合總會副會長
台美就「對等關稅」目前所達成的經貿合作備忘錄(MOU)，雖然尚未最終定案，台灣公共輿論分裂成兩種聲音：一方悲觀擔心台灣半導體產業會被掏空，另一方則樂觀推估整體經濟會成長的比率。尤其日前美國針對南韓國會未通過與美貿易協定，將該國關稅由15%加重至25%，更激化雙方觀點的對立。然而，這樣的爭論方式，暴露出台灣公共討論的一個結構性問題，即使用的仍是先前教科書「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貿易邏輯，來理解一個已經換軌的「貿易碎片化」(Trade Fragmentation)新結構世界。
關稅政策已不僅是關稅稅率
在美國的政策語境中，關稅早已脫離單純的稅率工具，而成為一種制度篩選機制：用來決定誰能進入供應鏈、誰必須被排除，誰值得被視為夥伴，誰只是短期交易對象。這也是為何，美國近年的關稅政策，幾乎無一不與國安戰略、產業政策、投資審查、補貼規範及勞動標準綁在一起。
換言之，台美關稅談判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降或不降」，而是台灣是否已被視為必須接受全面制度對接的對象。這一點，在台灣的公共論述中卻被刻意淡化或忽略。執政當局習慣用「深化戰略夥伴關係」，堅持不能更改備忘錄中的任何字眼，否則就立刻破局。反對者不乏知名的財經貿易學者，有擔任過部長級的官員憂心，台美關稅底定後，我國對美投資承諾5000億美元，將使台灣未來數年潛在GDP先扣新台幣15兆元，是「被逼讓利」；行政院則說，台灣企業投資獲利，也會擴大加碼在台投資。兩種說法看似對立，實際上卻共有一個盲點：都避而不談制度轉向本身所意味的長期治理成本。
當美國要求的不只是市場開放，而是投資透明、補貼可視化、產地可追溯、政策可預期時，這不再是一場外交談判，而是一場國內治理能力的檢驗。問題在於，台灣是否準備好應試？遺憾的是，答案並不樂觀。我們看到的是零碎的說帖、模糊的承諾，卻看不到一套完整說明：那些產業將承受調整壓力？誰來吸收成本？政府準備了什麼樣的過渡機制？若沒有這些問題的答案，再多的「戰略夥伴」口號，都只是政治修辭，而非政策說服。
不可討論的必要選擇？
更值得警惕的是，台灣社會似乎逐漸習慣把制度讓渡，包裝成「不可討論的必要選擇」。一旦任何質疑都被貼上「破壞夥伴關係」的標籤，真正被犧牲的，反而是民主社會最重要的政策審議能力。這不是反美或疑美的問題，而是是否還保有清楚談判邊界的能力。
回顧台灣過去的經濟發展史，成功從來不是來自單向依附，而是來自在多重政經制度之間保留彈性空間，藉以因應內外壓力的衝擊。今天的風險，正是誤以為「制度全面對接」是唯一選項，忽略了自身治理與產業條件是否足以支撐，更無視於美國展現的野蠻帝國主義本質。如果配套措施缺位，制度對接不會帶來升級，只會加速淘汰；如果政治只談立場、不談成本，關稅談判就會成為另一種「去責任化」的決策工具。
真正該問的問題是：台美關稅談判，到底是戰略選擇，還是被動承接？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不能主觀地只問「值不值得」，更要實質地問「誰來付出、如何調整、何時回收」。若這些問題無法在國內被真實討論，那麼無論談判結果多麼「成功」，都只是把風險延後，而非消除。關稅不是「免費的」，制度也不是「免費的」。真正昂貴的，從來不是讓利，而是失去清楚計算代價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