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紹成／政大國關中心教授兼任研究員
當前歐洲所面臨的困境，已不僅是經濟成長放緩或地緣政治影響力下降的問題，而是更深層地呈現為一種文明層次的焦慮，若僅以政策失誤或制度調整不足來理解，往往無法觸及問題核心。早在二十世紀初，德國歷史哲學家斯賓格勒 (Oswald Spengler) 即在《西方的沒落》中，對西方文明的長期走向提出了深刻的診斷，為理解今日歐洲提供重要理論起點。
斯賓格勒否定線性進步史觀，主張文明如生命體般，經歷誕生、成長、成熟與衰亡的週期。他嚴格區分「文化」（Kultur）與「文明」（Zivilisation）：前者象徵一個社會仍具有宗教信仰、世界觀與精神創造力的整合階段；後者則代表文化生命力枯竭後，由技術、官僚與制度理性所支撐的晚期狀態。
在此結構背景下，歐洲的移民與難民問題不只是人口或勞動力議題，而是文明晚期的典型現象。二戰後，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歐洲大量接納來自中東與北非的移民與難民。以德國為例，初期因德國戰後男丁短缺，而所謂「客工」就是最佳補充。之後，又被賦予人權與道德責任的高度正當性，以彌補納粹時期的暴行。然而，隨著規模擴大，其對社會整合與文化認同的衝擊逐漸浮現。
從斯賓格勒的視角來看，文明晚期的一大特徵，是自身文化自信的衰退。當歐洲社會對自身歷史、宗教與價值根基缺乏清晰認同時，便難以對新進人口提出有力的整合要求，使移民政策在同化與多元文化之間長期搖擺，反而加劇社會碎片化。
宗教因素在此尤為關鍵。歐洲高度世俗化，基督宗教多已退居文化象徵層次，影響力弱化；相對而言，許多穆斯林移民仍將宗教視為日常生活與集體認同的核心。當世俗、程序化的公共秩序，遭遇仍具強烈宗教規範的社群時，雙方在法律、性別角色與公共空間等議題上，便產生結構性張力。斯賓格勒早已警告，若文明只剩制度而缺乏共享的精神基礎，制度本身反而會成為衝突的放大器。
因此，移民與宗教並非歐洲沒落的「原因本身」，而是其文明進入晚期後所暴露出的症候。當一個文明無法清楚界定自身定位時，外來文化差異便不再被吸納為多樣性，而成為撕裂內部的催化因素，甚至反噬當地文明。從斯賓格勒出發理解歐洲沒落，正有助於揭示當前歐洲危機的真正深層結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