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官方5日宣布今年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目標設定為4.5%至5%。對此，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所所長劉孟俊分析，這一目標不僅是近30多年來相對保守的設定，也反映中國經濟正處於新舊發展動能交替的關鍵階段，但短期內恐面臨「舊動能逐漸熄火、新動能尚未完全接棒」的過渡期風險。在此背景下，可能同時遭遇「信用失靈、房地產深度下跌、外部風險」三大威脅，一旦相互疊加，恐形成負向循環，對經濟增長構成更大壓力。
劉孟俊今天出席由政大國關中心主辦的「解析2026年中共全國兩會」座談會，他指出，北京將2026年GDP增長目標設定在4.5%至5%區間是政策層面對經濟環境的務實評估，相較於過去追求高速成長，官方目前更傾向於在防範金融風險與推動結構轉型之間取得平衡，並為未來中長期發展預留政策空間。
刺激經濟政策轉向結構調整 未來更依賴科技創新、內需消費
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的開局之年，劉孟俊分析，北京的政策重心正從短期刺激經濟逐步轉向中長期結構調整，整體政策基調從過去「以進促穩」的強刺激模式，逐漸轉為強調「提質增效」，亦即不再依賴大規模刺激，而是透過盤活既有資源、提高經濟效率與推動高品質發展，為未來五年的經濟轉型奠定基礎。
在地方層面，各省市對2026年的經濟增長目標也呈現出更務實的設定，31個省級行政區多將成長目標區間設定在4.5%至5.5%之間，部分經濟大省如江蘇、山東與廣東仍被賦予「勇挑大樑」的角色，需要維持5%以上的增長；但在化解債務壓力較大的地區，如天津等地，則採取相對保守的目標設定。同時，多個地方政府也強調落實財政紀律，提出壓減「三公經費」、會議費以及非急迫性支出，將更多資源轉向民生與經濟發展領域。
劉孟俊指出，中國經濟目前正進入深層結構轉型階段，整體特徵是經濟增速放緩，但結構調整的力度加大。這一轉型主要體現在五個層面：首先，在成長引擎方面，過去以房地產為核心的模式逐漸退場，未來將更多依賴科技創新與高端製造；其次，在需求結構上，經濟重心從過去的投資驅動轉向消費與內需。
第三，在政策工具方面，政府逐步減少依賴基礎建設刺激，而是轉向以產業政策推動科技與新興產業；第四，在宏觀調控邏輯上，由過去的擴張式刺激轉向更重視風險管理；第五，在國際角色方面，中國也從過去全球化紅利的主要受益者，逐步轉變為地緣政治競爭的重要參與者。
大陸2026年最大的威脅：信用失靈、房地產深度下跌、外部「卡脖子」風險
不過，在經濟轉型過程中，中國也將面臨三項關鍵風險。劉孟俊指出，2026年最大的威脅在於「信用失靈、房地產深度下跌以及外部封鎖」若三者同時出現，一旦三者形成連鎖效應，經濟可能陷入負向循環。
其中，「信用失靈」指的是即使大陸央行採取寬鬆貨幣政策，資金仍難以有效流入企業與市場，導致信用擴張停滯，整體流動性逐漸枯竭，若企業與金融機構風險偏好持續下降，將使貨幣政策傳導效果減弱，進一步壓抑投資與經濟活動。
第二個風險來自房地產市場，若房價持續長期緩慢下跌，房地產作為抵押資產的價值將逐步縮水，銀行可能因此收緊貸款或提前抽貸，使金融體系承受更大壓力，房地產長期以來在中國經濟體系中扮演關鍵角色，一旦持續下行，對地方財政、銀行資產負債表與相關產業鏈都可能產生連鎖衝擊。
第三個風險則來自外部環境，若美中科技競爭與供應鏈脫鉤持續升溫，一旦關鍵設備、核心技術或高端晶片供應受到限制，將可能影響中國產業升級與技術發展進程，進一步拖累經濟成長動能。
劉孟俊指出，在上述因素交織之下，中國經濟正面臨所謂「新舊動能轉換的真空期」，由於過去二十年中國高度依賴「房地產加大型基建」所帶動的投資模式，但這一發展模式如今已難以持續，雖然北京積極推動人工智慧、量子科技、半導體等「新質生產力」，「但這些產業從投資到產出通常需要3至5年的時間才能產生顯著經濟效益，而目前整體產業規模仍然有限」。
換言之，舊動能的衰退往往是即時發生，而新動能的成長則具有時間遞延效應，兩者之間的非對稱接力，容易導致過渡期出現經濟摩擦與增速放緩。尤其房地產及其上下游產業規模仍然龐大，新興產業短期內難以完全填補其留下的缺口，這也使得經濟轉型過程面臨一定壓力。
從產業結構來看，未來經濟分化趨勢可能更加明顯。劉孟俊認為，科技創新、新能源與高端製造等「新質生產力」相關產業，預料將持續受政策扶持並保持較高成長；相對而言，房地產鏈條、傳統基建以及高槓桿企業則可能持續承壓。他指出，對投資與產業布局而言，未來的核心邏輯將更加偏重政策導向與中期成長潛力，同時需要控制信用風險。
大陸恐面臨「科技內捲」 產能對外傾銷加劇新一輪貿易摩擦
此外，新興產業快速發展也可能帶來新的問題。劉孟俊警告，各地政府競相布局人工智慧與算力基礎設施，若缺乏協調機制，可能出現投資過熱與重複建設的情況，形成所謂「科技內捲」。若新增產能無法被國內市場充分消化，甚至可能出現對外傾銷的風險，進而加劇國際貿易摩擦。
在宏觀政策方面，北京預計採取「積極財政加適度寬鬆貨幣」的政策組合。劉孟俊提到，財政方面赤字率預計按約4%安排，整體赤字規模約為5.89兆元（人民幣，下同）重點在於強化支出結構，而非單純擴張總量。政策工具包括每年約1.3兆元的超長期特別國債，以及約4.4兆元的地方政府專項債，用於支持重大戰略項目建設與地方債務置換。
貨幣政策方面，北京仍維持「適度寬鬆」的政策基調。劉孟俊認為，重點已從單純增加流動性轉向促進物價合理回升與改善經濟循環。市場普遍預期，2026年中國可能出現1至2次降準或降息，同時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科技創新與中小企業的結構性信貸支持。
在債務管理方面，中國也正在重塑債券發行與風險管理架構。劉孟俊提到，透過地方政府專項債、超長期特別國債以及補充銀行資本的特別國債等多元工具，北京試圖在高債務水平下維持整體風險可控，如今的政策核心是透過將部分隱性債務「由暗轉明」，並進行精細化分拆與管理，以改善整體資產負債表。
北京未來政策重點：發展服務型消費、銀髮經濟
劉孟俊指出，在擴大內需方面，北京也將持續推動消費升級政策。未來政策重點包括發展服務型消費，如文化旅遊、體育賽事與演藝經濟，以及因應人口老齡化而興起的「銀髮經濟」。同時，「以舊換新」政策也將持續擴大，涵蓋汽車、家電與智慧產品等領域，以刺激居民消費需求。
陸經濟面臨「高基期」與「關稅壁壘」外部壓力 未來出口難再維持高速表現
對於2026年整體經濟走勢，劉孟俊指出，若下半年生產者價格指數（PPI）能夠由負轉正，將有助於改善企業「價格—成本」剪刀差，進一步推動工業企業利潤與現金流修復。整體而言，2026年中國經濟可能呈現「在波動中尋求質的提升」的發展態勢，而非單純依靠規模擴張來推動成長。
不過，他也提醒，今年中國經濟仍將同時面臨「高基期」與「關稅壁壘」兩項外部壓力。去年中國貿易順差突破1兆美元，顯示在電子產品、機械設備與新能源產業方面仍具競爭優勢，但在國際貿易摩擦升溫的情況下，未來出口成長幅度恐難再維持過去的高速表現，與其他經濟體之間的經貿摩擦也可能進一步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