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17年，川普在就職演說中高喊「美國優先」，宣告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八年後，重返白宮的他再次重申同樣的訊息。這不僅是政治口號的重複，更標誌著美國外交政策深層思維的轉變。在第二任期上任僅一年多裡，川普政府便以令人目不暇給的多變手法，撼動國際秩序的根基，從對委內瑞拉發動突襲行動，到在中東地區採取可能引爆全面戰局的激進策略，其外交作風不僅摒棄了傳統的規則框架，更將「交易主義」與單邊行動推向極致。「美國優先」的崛起，並非單純源於某位政治人物的個人風格，而是反映了美國在後冷戰單極格局動搖之際，對自身國家利益與全球角色的深刻焦慮與重新定位。要理解此一現象，必須剖析其背後獨特的國家利益觀，並追溯美國自我認知在中國大陸崛起背景下的關鍵轉變。
「美國優先」的利益觀：限定、短視與相對計算
「美國優先」的核心，在於一套與傳統國際主義迥異的國家利益觀。這套觀點可歸納為三個相互關聯的特性：地理範圍的限定、時間軸的短縮，以及對相對利得的執著追求。
首先，在地理範圍上，美國開始質疑冷戰後那種無遠弗屆的全球介入。其思維傾向於將資源從廣泛的國際秩序建構中抽回，優先聚焦於美國本土的安全，特別是對移民與邊境問題的關注。即便對歐洲、東亞等傳統戰略區域的承諾，也開始強調「選擇與集中」，試圖將戰略重心明確指向主要競爭對手，即中國大陸。這並非全然退回西半球的孤立主義，而是對過去數十年「戰略過度擴張」的一種成本效益反思，試圖透過優先排序，讓外交政策更具「彈性」。
其次，時間軸的短縮體現在其交易主義的外交手法上。相較於過去致力於建構長期、穩定的國際制度與同盟網絡，「美國優先」更傾向於在一次性或短期博弈中榨取最大利益。這解釋了為何川普政府對國際組織與多邊協議抱持懷疑態度，寧願利用關稅等單邊手段進行雙邊施壓。在同盟管理上，這種短視思維可能導致犧牲長期戰略信任，換取眼前具體的經貿利益或軍費分攤，忽略了反覆博弈中合作所帶來的長遠綜效。
最後，相對利得的追求是其最鮮明的特徵。這套觀點帶有濃厚的零和思維，認為國際互動中，若他國獲益超過美國，即便美國本身也有所得，也是一種「損失」。這種思維深刻影響了其貿易政策，將貿易視為贏家與輸家的對決，並在同盟關係中，將重點從「共同目標」轉向「負擔轉嫁」，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責任。其核心邏輯在於，在一個權力相對性至關重要的世界裡，確保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超越美國，其重要性不亞於美國自身的絕對成長。
現代脈絡的產物：超越歷史的簡單類比
許多評論將「美國優先」的根源追溯至戰間期的孤立主義或傑克遜式民粹主義，這類歷史類比雖具啟發，卻難以完整解釋當代現象。當今美國所處的國際環境與自身實力，與百年前截然不同。戰間期的美國拒絕承擔全球責任，但今日的美國即便在戰略收縮，其軍事開支與全球部署仍遠超任何國家。川普政府在強調「美國優先」的同時，非但沒有削減軍力，反而大力推動軍費成長，這與1930年代的政策形成鮮明對比。更重要的是，當前美國民意對維持軍事霸權仍有高度共識，顯示其「收縮」並非實力不濟的全面退卻，而是在確認自身絕對優勢前提下，對資源配置方式的策略性調整。因此，「美國優先」應被理解為美國在面對特定時代挑戰，特別是中國大陸崛起時，所做出的一種現代化戰略回應，而非單純歷史循環的再現。
自我認知的轉折：從自信到焦慮的意識形態分裂
「美國優先」的興起，與美國國內對自身國力認知的深刻轉變密不可分。過去二十年間，特別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社會對自身經濟優勢的信心遭受重創。蓋洛普的長期調查顯示，認為美國經濟實力世界第一的民眾比例長期在低檔徘徊，這種集體性的「自信喪失」為「美國優先」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快速崛起成為美國焦慮的具體投射，尤其在中美貿易逆差等議題上，強化了「美國被佔便宜」的相對利得敘事。然而，這種認知並非一成不變，疫情後美國經濟的強勁復甦，又帶動了部分樂觀情緒，顯示美國的自我認知正處於悲觀與樂觀、收縮與自信的複雜拉鋸之中。
這種自我認知的變化，也導致美國國內外交政策路線的意識形態分裂。共和黨支持者日益傾向「先顧國內」的內向思維，對海外軍事介入更為謹慎，對自由貿易的懷疑也顯著加深。儘管多數美國人仍支持維繫傳統同盟，但在具體軍事行動，如台海衝突中，民意與專家意見已出現明顯落差。這種內部分歧，使得「美國優先」不只是一套政策，更成為美國國內關於國家角色大辯論的焦點。
「美國優先」是後單極時代美國重新校準全球角色的必然產物，透過限定地理範圍、縮短時間視野與強調相對利得，試圖在日趨多極化的世界中以更節約的方式維護主導地位。此一戰略轉變，根源於對中國大陸崛起的回應，以及美國內部對自身國力信心的劇烈波動。
對於印太區域而言，美國的轉向已帶來深遠影響。區域內國家必須面對一個在戰略上更為精打細算、對同盟關係強調「責任分擔」的美國。在此背景下，台灣當局應體察大勢，務實重啟與中國大陸的對話交流。在「美國優先」的交易主義邏輯中，美方支持隨時可能根據利益重新定價；若台灣能主動緩和兩岸緊張，不僅能增加戰略縱深，也能在與美方互動時握有更多自主空間。同時，台灣應從被動的「尋求保護者」轉向主動的「價值創造者」，在強化自我防衛能力的基礎上，建立更平衡的兩岸與國際互動架構，方能在強權博弈中尋得真正的避險與自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