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
近日「川習會」延後與「鄭習會」前置，其所釋放的戰略訊息，引發高度關注。原本象徵中美戰略互動的川習會延後，而由國共領導人鄭麗文主席與習近平總書記會晤的鄭習會，反而提前舉行。此一現象並非單純的外交時序調整，而是呈現出一種「政黨互動先於國家元首外交」的特殊結構。
這反映出大陸在中美競爭與兩岸僵局下，採取更具彈性的對台策略。在美國總統川普與習近平尚未恢復高層互動之際，陸方透過兩岸政黨交流維持對台影響；顯示大陸試圖以較低政治成本的方式，重新啟動兩岸互動機制。換言之，鄭習會可被視為一種「戰略性前置操作」，其意涵不僅對國民黨發展、台灣內部政治生態及兩岸關係產生影響；同時也延伸至中美台三邊關係的結構調整。
從國共兩黨互動的歷史脈絡檢視，歷經制度化、中斷與再啟動過程。國共兩黨高層互動曾具有高度制度化特徵，自2005年連戰主席與胡錦濤總書記會晤以來，國共論壇與高層會談逐漸形成常態機制，甚至最終有兩岸領導人馬習會會面。其後，包括吳伯雄、朱立倫與洪秀柱主席皆曾與習近平總書記會面，形成黨際互信的延續。
然2016年政黨輪替後，兩岸官方關係中斷，國共互動亦隨之降溫。無論是吳敦義、江啟臣時期，皆未能恢復與大陸的直接對話管道，而後續朱立倫再任主席期間，亦未建立穩定互動機制，致國共論壇停滯近十年。在此背景下，鄭習會的召開象徵著「中斷後的有限重啟」，這是帶有高度條件性的「選擇性互動」，其制度化是否具持續性，仍有待觀察。
鄭習會得以成立的共同基礎，至少具備三項關鍵前提：一是對「九二共識」的承認。此一共識長期被大陸視為兩岸對話的政治基礎，其核心包含一中原則一中各表與反對台獨立場。透過此一前提，大陸得以確認其對話對象的政治立場，具有可接受性。
二是強調「兩岸同屬中華民族」的論述。此一民族文化性框架有助於淡化兩岸主權爭議，轉而強調歷史與文化連結，降低對話的政治敏感度。同時，鄭麗文主席宣稱「憲法一中」的制度論述。相較於過去部分國民黨領導人採取較為模糊的策略，更明確強調以中華民國憲法為基礎的一中架構。這既不觸及統一問題，又能滿足大陸對一中框架的基本需求。
然鄭習會可能成為一把雙面刃，但其效益仍是高於風險成本，其分析如下。首先，提升鄭主席政治資產與政黨競爭結構。此次會晤無疑有助於提升鄭在兩岸議題上的代表性與政治能見度，並累積個人政治資產。對國民黨而言，則可藉此重建與大陸的溝通管道，並強化其能夠處理兩岸問題的治理能力論述，獲得中央選民支持。然這種優勢同時伴隨高度風險，即易成為民進黨攻擊的焦點，抨擊其親中賣台行徑、中共同路人角色，此進一步加劇政黨對立、社會撕裂。
其次，鄭習會對2026年地方選舉可能產生雙面效果。在正面方面，國民黨可藉此強化其「具備兩岸治理能力」的形象，並透過和平論述吸引中間選民。同時，若能帶動實質交流或經濟利益，亦可能轉化為選舉動能。然負面方面，民進黨極可能將此會晤政治化，強化「親中賣台」或「中共同路人」的批判論述。此外，年輕族群與本土認同較強的選民，可能對此類互動產生疑慮甚至反感。
再者，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鄭習會的召開，釋放出一定程度的緩和訊號。透過對話，可降低雙方敵意氛圍，減少誤判風險。在官方溝通中斷情況下，政黨交流成為一種替代性溝通機制，具有「安全閥」功能。此類互動亦提供台灣社會一種「和平仍可透過談判實現」的想像。
然這種緩和屬於「戰術性」而非「戰略性」。兩岸在主權認知、國際地位及軍事部署上的根本分歧並未改變。鄭習會有其侷限性，尚難以改變兩岸關係的結構性對抗。在美中競爭架構下，鄭習會此舉亦可能被批判為台灣內部政治路線可能產生的偏移。因此，其選舉效果將呈現高度分裂性，而非單向利多，不純染是弊端。
最後對2028年總統大選衝擊。鄭習會的影響可分為三種情境：一、若國共互動能持續制度化，並產生具體成果，例如交流機制或經濟合作，助於建立國民黨「和平管理者」的形象，對選舉形成正面加分。二、若僅停留於象徵性會晤，缺乏制度延續與政策成果，則其影響將逐漸消退，僅具短期政治意義。三、若大陸持續對台極限施壓，或國共相關互動被解讀為單方面讓步，則可能引發反效果，使國民黨在選舉中承受更大壓力。
鄭習會召開帶來和平契機，也產生政治風險並此存。鄭習會的提前舉行，反映出大陸對台策略的調整，以及台灣內部仍存在不同的兩岸路徑選擇。這提供一種非對抗性的和平可能，也為國民黨帶來一定政治操作及拉攏選民空間。然此一發展，同時具有高度風險。既可能被轉化為選舉攻防工具，強化「親中賣台」的政治標籤；也可能其實質效果，仍取決於是否能轉化為制度化成果與廣泛民意支持。
綜上所論，鄭習會具有一定正面意涵，但其限制亦不容忽視。一、政黨對話屬於非官方性質，難以取代政府間協商與制度安排。二、對話議題與節奏往往由大陸主導，民進黨將質疑台灣方面的自主性相對受制約。三、此類互動可能加劇台灣內部的認同分裂與政治對立極化，國民黨將遭受民進黨不斷標籤化親中賣台。四、在美中競爭的大環境下，台灣的兩岸政策仍受到國際結構制約，難以依照單一政黨意志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