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肇洋/台灣省商業會顧問
今年春節之後不久，政府對外經貿談判部門高層官員因病辭世，在其生前所提出的「辭職」文書內容中，意外揭露過去數年以來，政府相關部門似乎將台灣對外經貿戰略核心聚焦於「東進」美國，相對已經宣示多年涉及未來台灣經貿發展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之推動進度卻又受到敷衍，頗為感到擔憂。
過去數年政府聚焦東進
無庸置疑，過去數年以來從2023年5月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的共識，至2026年2月台美《對等貿易協議(ART)》之簽署，加上過去數年以來美國人工智慧(AI)產業崛起對高階晶片的需求，使得台灣對美國之出口占比從2016年的17%，大幅成長至2025年的31%，超越對中國大陸出口占比的27%，或許可以說明政府聚焦東進美國經貿戰略所獲致的成果。
在聚焦政府東進美國呈現亮麗表現的同時，從官方網頁資料中卻又發現，由於「九二共識」歧見，導致兩岸關係陷入僵局，為了避免台灣經貿過度依賴中國大陸，進而抑制台灣廠商「西進」熱潮，2016年開始迄今投入經費，包括補助旅遊粗估超過1500億元所推動的「南向」經貿戰略，並未隨著國際廟情勢劇變與時俱進加以調整，似乎逐漸受到遺忘。
儘管政府認為，過去10年台灣與新南向國家的經貿關係頗為熱絡，除了投資從2023年起超過中國大陸之外，出口因投資不斷增加而同步成長，從2016年的585億美元大幅成長至2025年的1,357億美元，增加2.32倍；比較此一期間對中國大陸(包括香港)的出口，則是從1,123億美元成長至1,745億美元，僅有增加1.55倍，已經達到降低依賴中國大陸，或是抑制西進熱潮。
國際經濟劇變選擇「南向」
然而，從上述數據的背後更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此一期間台灣對新南向國家的出口占比，並未因出口大幅成長而同步增加，迄今大致維持兩成左右。此意味著，台灣廠商選擇「南向」最重要的關鍵，並非配合政府推動新南向政策，而是因應國際經濟環境劇變，這些因素大致歸納包括：
其一，美中貿易爭端迄今持續未歇。亦即川普首次入主白宮之後透過課徵關稅所掀起的美中貿易糾葛迄今持續未歇，由於新南向國家具有地理位置相鄰、土地成本低廉、勞工供給無虞等先天優勢，加上美國倡議「近岸外包」政策，迫使台灣廠商在減少關稅負擔因素考量下，透過「轉移投資」模式，將新南向國家作為「中國大陸加一」優先選擇的生產基地，以降低企業之風險。
其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衝擊。亦即RCEP自2022年1月1日起生效實施，目前已簽署的15個國家出口貿易5.5兆美元占全球之三成，是目前全球最龐大的自由貿易協定，未來除了促進東亞區域貿易的結構性調整之外，將會造成產業之供應鏈重組，加上RCEP聚焦「傳統產業產品貿易」，彼此關稅排除比重高達九成以上，使得區域外部的台灣需要增加負擔10％以上之進口關稅，迫使許多廠商加速布局RCEP，以持續企業之生存。
協助廠商連結全球產業重組
不過，令人更加擔憂的是，台灣廠商對新南向國家投資的營運模式，仍然按照過去投資中國大陸所採取「來料先加工再出口」的營運架構，並未以深耕新南向國家內需市場為方向，而是以利用新南向國家生產條件為考量。此一模式，極易受到國際經貿環境劇變，例如川普為減少美國貿易逆差而淪為其關稅政策衝擊「重災」地區，甚至陷入營運風險。
在此同時，政府在積極尋求東進美國的同時，莫忘選擇「南向」台灣廠商所面對之危機。此意味著，政府未來在推動新南向戰略思維上，並非僅是以扮演緩和西進熱潮的「剎車器」，而是需要從轉移生產據點的「轉單導向」轉型為產業治理的「韌性導向」，藉此肩負為連結全球產業重組之「墊腳石」。唯有如此，始能協助台灣廠商從新南向國家內需的深耕，延伸至全球供應鏈之連結，進而達到分散市場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