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鳳生/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亞太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五一勞動節剛過，社會再次聚焦於薪資停滯與勞動處境。然而，若僅從工資或工時討論，往往只能觸及表層。當前台灣真正的問題，或許不在於勞動不夠努力，而在於一個更深層的制度現實：房價與資產體系，正在重新定義整個經濟的分配邏輯。
過去，勞動被視為向上流動的主要途徑。只要努力工作、累積經驗，個人便有機會改善生活、建立家庭。然而，這樣的敘事正逐漸失效。當房價長期脫離所得成長軌道，勞動收入便不再是決定生活品質的關鍵變數，資產持有與否，反而成為更重要的分界線。這種轉變，改變的不只是財富分配，更是整個社會的激勵結構。
台灣產業表現亮眼 但多數人生活改善有限
當資產報酬持續高於勞動報酬時，社會資源自然向資產市場集中。資金流入不動產，而非創新與產業升級；家庭將主要收入用於房貸與租金，而非消費與教育；企業則在成本壓力下難以提高薪資。結果是，一個看似繁榮的經濟體，內部卻逐漸失去活力。這正是當前台灣經濟的矛盾：產業表現亮眼，但多數人的生活改善有限。
《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所謂的「台灣病」，其中一個核心現象，正是這種成長與分配之間的斷裂。而房價，正是這個斷裂最具體、也最直接的表現。當住房從「生活必需」轉變為「投資標的」，其價格便不再單純反映居住需求，而是反映資本配置的結果。在這樣的體系下，沒有資產的勞動者，即使收入穩定，也難以跨越門檻；而已擁有資產者，則可能在價格上升中持續擴大優勢。
當住房轉變為「投資標的」 社會流動性逐漸下降
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在「平等的反思」中，質疑追求平等的鬥爭之路要趨向終點了嗎？指出當資本報酬率長期高於經濟成長率時，財富不均將持續擴大。這一邏輯，在今日台灣的房市結構中，呈現得尤為明顯。 問題在於，這不僅是分配結果，更會反過來影響行為選擇。
當青年發現，即使長期投入勞動，也難以達到基本的生活門檻，便會重新評估工作、婚姻與生育的選擇。高房價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一種「預期壓縮機制」：它壓縮了未來的想像空間，也壓縮了對長期承諾的信心。這正是少子化背後，最現實的一層原因。
因此，若只從補貼或短期政策處理人口問題，往往難以奏效。當制度本身仍將風險集中於個人與家庭，再多的誘因，也難以改變基本計算。
歷史經驗顯示，當社會面臨結構性失衡時，關鍵並不在於單一政策，而在於制度是否能重新分配風險與機會。住房政策、稅制設計與金融環境，實際上共同構成了一套「資產分配制度」，其影響遠超過房市本身。
房價問題從來不只是房價問題
若勞動無法對應基本生活需求，若資產成為主要分配機制，則整個經濟體將逐漸轉向「以資產為中心」的運作模式。在這樣的體系中，努力與回報之間的連結將持續鬆動，社會的不滿與不確定性也將隨之上升。這不僅影響勞工，也影響產業的長期競爭力。
因此，真正的問題並非是否要壓抑房價，而是如何讓住房回到其基本功能，並讓勞動重新成為可行的生活基礎。這需要的，不只是市場調整，而是制度重新設計：包括稅制對資產持有的影響、住房供給結構的改變，以及金融資源配置的方向。
五一勞動節過後，我們或許應該重新思考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使得勞動不再是改善生活的主要途徑時，我們究竟是在面對勞動問題，還是制度問題？如果答案是後者，那麼真正需要改變的，就不只是薪資，而是整個分配機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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