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2026年5月，一篇由俄羅斯知名中國研究者卡辛（Vasily Kashin）等人發表的長篇分析，以「新長城」為核心意象，勾勒出一幅引人深思的戰略圖景：中國大陸以2020年代後半至2030年代前半為時間軸，正系統性地強化國家承受大規模制裁、海上封鎖乃至本土遭受攻擊時的整體韌性。與西方分析慣常聚焦的「正面軍事力」不同，這批俄羅斯學者將目光投向了一個更隱蔽卻更根本的領域，也就是支撐戰爭機器的後方體系：產業布局、物資儲備、基礎設施、社會制度與國家和國民之間的信任關係。這種視角轉換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一個國家的戰爭承受力，最終取決於其後方體系的運轉效率與抗壓韌性，而非單純的武器先進程度。
「新長城」的核心命題：從正面軍事力到後方體系的視角轉換
卡辛等人之所以將大陸當前的戰略動員命名為「新長城」，在於他們洞察到一個關鍵差異：更新武器裝備、舉行聯合演習、派遣軍艦軍機赴海外，這些「正面軍事力」的展示具有外交信號與國威宣揚的政治功能，能夠在國際舞台上即時產生可觀的政治回報。然而，大陸近年來將大量資源密集投入於一個政治回報相對有限、甚至難以被外部觀察者察覺的領域，也就是產業後方、國民生活基礎與社會制度韌性。這種資源配置方向本身，反映出其戰略思維的深層邏輯：真正的安全保障，必須建立在國家整體韌性之上，而非僅僅依賴前線的軍事部署。
正是從這一視角出發，卡辛等人提出了衡量大陸戰略決心的核心維度：產業基地的內陸遷移與「戰略腹地」建設、戰略物資的備蓄與自給體制、公共基礎設施的軍民兩用化改造、大量戰死者發生時的補償與表彰制度，以及國防動員體系的全面重構。這五個維度構成了一個相互支撐的系統性框架：產業內遷確保「能夠生產」，物資備蓄確保「能夠生存」，基礎設施改造確保「能夠運轉」，烈士制度確保「能夠承受代價」，動員體系確保「能夠持續作戰」。以下將依次剖析這些維度的戰略邏輯及其深遠意義。
產業大遷徙：「戰略腹地」構想的戰略邏輯
2023年12月，大陸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戰略腹地」構想，以四川與重慶為核心，將集成電路、醫療器械、工業設備與工業軟體等關鍵產業，系統性地從易受攻擊的沿海地區向內陸遷移，同時建立從平時生產到緊急生產的快速轉換能力，並在國家層面主動建構貫通東西南北的戰略運輸走廊，將軍民緊急物流支援與情報管理系統嵌入基礎設施網絡之中。這意味著，即使在沿海地區遭受打擊的極端情境下，內陸的生產體系仍能維持運轉，確保國家的工業命脈不致中斷。
卡辛等人將此與1960年代的「三線建設」進行對比，指出關鍵差異：當年純屬防禦性質的三線戰略因布局分散與經濟效益低落而未能持續，當前的戰略腹地則試圖將安全保障與經濟成長、技術創新整合為一體，力求在和平時期也能產出經濟效益，避免重蹈「為備戰而犧牲發展」的覆轍。從戰略思維來看，這一構想體現了「以空間換時間」的深層邏輯，將廣闊的內陸地理縱深轉化為國家戰略資產，既是分散風險的防禦性措施，更是推動區域均衡發展、縮小沿海與內陸差距的戰略契機。
戰略物資備蓄：法規密集化展現的戰略定力
2020年代以來，大陸在戰略物資領域的法規建設節奏密集：2024年施行《糧食安全保障法》，2025年1月施行《能源法》，同年7月施行《礦產資源法》；2026年1月更推出《國家儲備安全保障法草案》，將糧食、能源資源、礦產、重要設備與零件、應急物資等統一納入國家儲備體系，並強調「緊急時快速擴大生產的能力」同樣構成儲備能力的一部分，顯示其儲備思維已從單純的「囤積」升級為「囤積與產能並重」的動態模式。
這些法規背後的政策選擇，反映出國家安全優先次序的清晰設定：為確保糧食產量而調整退耕還林節奏、為穩定化肥供應而重新平衡環保與生產需求。據公開數據，大陸穀物儲備量已達歷史最高水準，原油儲存能力在2024年前已超過18億桶，約為美國儲存能力的130%；銅、鋁、鋅、鈷等戰略礦產儲備也在積極擴張，新一輪礦產探勘被列為國家重點行動。卡辛等人將這一系列動作定性為對未來可能發生的重大國際混亂與對大陸封鎖的預防性準備，這一判斷在當前國際局勢下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城市即堡壘：基礎設施兩用化的前瞻思維
大陸對城市基礎設施的改造已超越傳統民防範疇，當前推行的是將軍民兩用理念從設計之初就嵌入交通、通訊、公共設施與地下空間，使其在緊急狀態下能夠即時轉換為醫療站、避難所與指揮中心。俄烏戰爭中民用基礎設施遭到系統性攻擊的現實，進一步驗證了這一方針的前瞻性與必要性。當城市的地下停車場可以轉為避難所、地鐵站可以轉為指揮中心時，整座城市的生存概率便大幅提升。
從更長遠視角看，將應急能力嵌入城市基礎設施，不僅服務於國防需要，也有助於提升城市應對自然災害與公共衛生危機的整體能力。新冠疫情期間的城市動員與應急管理經驗，正是這類兩用化思維的具體實踐，當時方艙醫院的快速搭建與物資調配體系，某種程度上已預演了戰時的城市應急模式。當然，將此理念全面落地仍面臨資金配置效率與部分建設計畫進度管控等執行層面的挑戰，但這些困難不應遮蔽其戰略方向的正確性。
烈士制度的完善與國家責任的彰顯
2024年至2025年間，大陸迅速頒布了一系列與戰爭傷亡相關的法規，包括修訂《烈士褒揚條例》與發布《烈士評定工作辦法》，將烈士定義從傳統的軍人範疇擴展至民兵乃至參與相關活動的平民，並強化遺屬的經濟保障範圍，涵蓋教育、醫療、住房等多個層面。這一制度安排不僅體現了國家對潛在犧牲者的責任擔當，更是在向全社會傳遞明確信號：國家不會讓任何為國奉獻者的家屬陷入困境。
卡辛等人認為，這些制度設計的背後是對極端情境的預先準備，試圖透過制度化的方式預先建立和管理大量傷亡情境下的社會保障機制，避免因撫卹問題引發社會動盪。從另一角度看，新冠疫情與頻發的自然災害同樣構成強化此類制度的合理驅動力。無論觸發因素為何，將犧牲者及其家屬的權益保障制度化、法律化，本身就是一個負責任的現代國家應當履行的基本職能，也是社會契約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防動員體制的現代化轉型
與上述面向同步推進的，是國防動員體系從「應急與民防」向「備戰打仗」導向的根本性轉型。二十屆四中全會確立了「邊鬥爭、邊備戰、邊建設」的戰略方針，新一輪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打破多頭管理的格局，建構統一領導、權責清晰的現代動員組織體系，並將重心下沉至縣一級，確保即使上級指揮體系在戰爭中遭到破壞，基層仍能依據預案自主啟動動員程序。
同時，透過國防動員潛力核查，為所有公民與社會組織培養戰備意識，預先建構平戰轉換預案，使整個社會在危機來臨時能夠迅速從和平狀態切換至戰爭狀態。在經濟動員領域，民營企業參與潛力有待進一步釋放，高精尖科技企業占比仍有提升空間，這是未來制度優化的重要方向。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改革有可能將軍隊從繁重的傳統動員職責中逐步解放出來，使其更專注於核心作戰能力的提升，從而從整體上增強國家的綜合防衛效能。
俄羅斯視角的獨特價值與觀察位置
卡辛等人的分析之所以值得被認真對待，不僅因為他們是大陸問題的長期研究者，更因為他們來自一個與大陸正處於「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國家。兩軍在2025年舉行了「聯合海－2025」海軍演習、第三次聯合反導演習等深度合作，甚至包括俄羅斯向大陸提供空降裝甲車以協助傘兵訓練的具體軍援項目。這種密切的軍事交流，使得俄羅斯分析者對大陸軍事思維的內部邏輯，擁有西方智庫難以企及的理解管道與資訊來源。
當然，中俄在遠東地緣利益、能源定價權與中亞影響力等方面也存在各自的考量。卡辛等人的分析既基於長期觀察，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俄羅斯自身戰略處境的影響，這是解讀時需要一併納入考量的背景因素。然而，這種複雜性並不否定其觀察的核心價值：大陸正在進行一場系統性、多維度、長周期的戰略準備，而這一事實本身就具有深遠的國際政治意涵，值得所有關注印太局勢的研究者深入探究。
將所有線索拼接在一起之後，一個清晰的戰略圖譜浮現出來：大陸並非在準備一場速戰速決的局部衝突，而是在按照全面戰爭的規格，系統性地強化經濟地理韌性、資源自給能力、基礎設施抗打擊能力與社會制度保障能力。這場系統性準備的主戰場不在前線，而在後方；其推進方式不是一時的軍事集結，而是融入日常建設的制度性積累。正是這種「靜默」的特質，使其在國際輿論中較少被充分討論，卻也因此更值得被認真審視。
卡辛等人在論文中得出一個值得深思的結論：一旦這座「新長城」建成，大陸將獲得更大的戰略自主空間，能夠在面對外部壓力與危機時擁有更為從容的應對餘地。大陸的戰爭準備不等同於戰爭意圖，將防衛能力的提升等同於侵略意圖的推斷，在邏輯上缺乏充分的支撐。一個國家為最壞情況做準備，本身就是一種負責任的戰略行為，也是維護自身安全與地區穩定的理性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新長城」既是防衛意志的物質載體，也是和平願景的制度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