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6月23日，恰逢英國脫歐公投十週年。就在前一天，首相施凱爾（Keir Starmer）宣布辭去工黨黨魁及首相職務。接替他的熱門人選，是剛在梅克菲爾德（Makerfield）補選中以壓倒性優勢重返國會的前大曼徹斯特市長安迪·貝安德（Andy Burnham）。據Gzero Media資深記者扎克·魏茲（Zac Weisz）在6月23日發表的文章分析，貝安德若順利接任，將成為英國十年內的第七位首相。魏茲指出，這一數字本身就顯示了英國政治自脫歐以來所經歷的極度動盪。在脫歐公投之前的三十七年間，從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執政初期算起，英國總共也只經歷了五位領導人。
貝安德的崛起速度驚人。6月19日，他以約55%的得票率贏得補選，工黨議員喬許·西蒙斯（Josh Simons）甚至為此主動辭職騰出席位。補選獲勝後短短三天內，超過兩百名工黨下院議員表態支持貝安德，迫使施凱爾黯然下台。魏茲認為，貝安德的快速崛起反映了英國選民對現狀的強烈不滿，但也引發了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在經歷了十年政治混亂之後，這位被稱為「北方之王」的工黨政治人物，是否真能打破籠罩英國的詛咒？
十年動盪：脫歐開啟的政治潘朵拉之盒
魏茲在文章中分析，2016年6月23日的脫歐公投是英國政治走向長期不穩定的轉折點。這項公投直接導致了首相的更迭頻繁化，梅伊（Theresa May）因無法推動脫歐協議表決而在2019年下台。此後，英國經歷了強森（Boris Johnson）、特拉斯（Liz Truss）、蘇納克（Rishi Sunak）和施凱爾的接連執政，特拉斯的任期更僅有四十九天，創下英國史上最短首相任期紀錄。
然而魏茲警告，脫歐並非英國問題的唯一根源。自公投以來，英國還遭遇了新冠疫情、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導致的能源價格飆升，以及川普重返白宮後對歐洲經濟前景和國防安全帶來的新不確定性。這些外部衝擊疊加脫歐的結構性影響，使英國經濟陷入長期停滯。更令人諷刺的是，脫歐派原本承諾要控制的移民數量，在脫歐後反而持續上升。
魏茲的觀察指出，英國政治陷入了一種奇怪的循環。每一名新首相都承諾要讓國家團結起來，最終卻都成為分裂的犧牲品。這種「七年七相」的頻繁更迭，不僅侵蝕了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嚴重打擊了國內外投資者對英國政治穩定性的信心。
貝安德的崛起：「曼徹斯特主義」與親商社會主義
貝安德的政治崛起建立在他擔任大曼徹斯特市長近十年的政績之上。他於2017年當選為大曼徹斯特首任直選市長，並在2021年和2024年成功連任。在地方執政期間，他推動了公車系統「蜜蜂網路」（Bee Network）的整合與公有化、設立無家可歸者基金，並使大曼徹斯特區域的經濟成長速度超越全英平均。
貝安德將自己的治理理念稱為「曼徹斯特主義」（Manchesterism），核心主張是加速權力從倫敦下放。他引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數據指出，英國是已開發國家中財政權力最集中的國家之一，倫敦與其他地區之間的差距因此不斷擴大。他的解決方案是將住房、公用事業、交通和教育等關鍵經濟槓桿的控制權直接交給地方社區。他將大曼徹斯特的蜜蜂網路視為這一理念的成功實踐。
在經濟政策上，貝安德自稱為「親商社會主義者」。他承諾遵守工黨現有的財政規則，包括在2029至2030年度前實現日常收支平衡，並信守2024年競選宣言中不提高所得稅、國民保險和增值稅主要稅率的承諾。在公用事業方面，貝安德主張加強公共控制，但除了泰晤士水務（Thames Water）之外，並未主張全面國有化。在移民問題上，他支持內政大臣馬哈茂德（Shabana Mahmood）收緊合法與非法移民管道的政策，但主張讓已經在英國境內、身分懸而未決的移民獲得工作權。關於脫歐，貝安德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留歐，2018年支持舉行第二次脫歐公投，去年更表示希望有生之年看到英國重新加入歐盟。
市場的疑慮與黨內的不安
儘管貝安德在補選中取得壓倒性勝利，魏茲的分析顯示，市場和黨內對他仍有諸多疑慮。市場已提前反應，在貝安德補選獲勝及逼宮施凱爾期間，英國十年期公債殖利率一度衝至5.133%，創下2008年以來新高，英鎊兌美元匯率也跌至五週新低。投資人擔憂他的「親商社會主義」可能導致政府借貸大幅增加，有機構測算可能需要額外借款約五百億英鎊。
魏茲的看法指出，貝安德的全國性經濟政策能力尚未經過考驗。他在補選期間提出的政策構想較為宏觀，當時更專注於地方議題以確保勝選。正如一名內閣成員所說：「感覺很多工黨議員正衝向一列即將開出的火車，但他們根本不知道列車將駛向何方。」黨內部分人士感到不安的另一個原因，是貝安德過去曾兩度角逐工黨領袖均告失敗，而且還是敗給後來在大選中失利的米利班德（Ed Miliband）和柯賓（Jeremy Corbyn）。
此外，英國的政治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2026年5月的地方選舉顯示，工黨得票率跌至17%，而改革黨（Reform UK）飆升至26%，綠黨和自由民主黨的支持率也接近或超過14%。傳統的兩黨制格局已明顯鬆動，多黨碎片化趨勢加劇。貝安德雖然被視為工黨內部唯一能與改革黨黨魁法拉奇（Nigel Farage）正面抗衡的人選，但在一個日益分裂的政治環境中，任何領導人都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執政挑戰。
結語
貝安德能否打破英國的詛咒？魏茲認為，答案恐怕沒有那麼樂觀。貝安德擁有地方執政的實績、清晰的治理理念，以及「為普通人說話」的民間聲望。但英國面臨的問題遠比更換領導人更為深層，產業空心化、區域發展失衡、主權信用透支，這些結構性硬傷非換相所能解決。施凱爾下台的根源在於「改變承諾落空」，通膨、醫療資源短缺、生活成本危機均未有效緩解。貝安德若無法在短期內交出有感的政績，恐怕也難逃同樣的命運。
魏茲在文章結尾的觀察值得深思：英國需要的或許不僅僅是一個受歡迎的新面孔，而是一個能夠超越黨派利益、真正推動結構性改革的領導者。貝安德的「曼徹斯特主義」提供了一條不同於倫敦中心主義的替代路徑，但要將地方治理的成功經驗複製到全國層面，需要的不僅是願景，更是政治手腕、財政紀律，以及足夠的政治資本來承受改革過程中的陣痛。十年七相的英國政治詛咒能否被打破，答案不在貝安德的補選得票率中，而在唐寧街十號未來幾年的治理實績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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