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在紐約新澤西球場迎來最終章。歐洲冠軍西班牙與衛冕冠軍阿根廷鏖戰120分鐘，正規時間雙方互交白卷。延長賽第106分鐘，替補上陣的費蘭·托雷斯（Ferran Torres）接獲隊友尼科·威廉斯（Nico Williams）頭球回做，勁射破網，西班牙以1比0粉碎阿根廷衛冕美夢，繼2010年後奪下隊史第二座世界盃冠軍。賽場上的勝負牽動著舉國情緒，而本屆賽事中另兩支球隊的返國場景，更如一組對照組，映照出不同社會如何理解「失敗」這堂課。南韓與挪威兩支國家隊雖同樣止步、同樣打包回國，卻在自家機場與廣場上迎來了天壤之別的歡迎光景。這兩幅畫面，絕非單純的勝負反應，而是東西方面對挫敗時截然不同的集體心理機制。
兩樣歸途：仁川的怒吼與奧斯陸的掌聲
南韓代表隊以小組賽1勝2敗、排名第34位的成績寫下隊史最差紀錄。韓國足協史無前例取消官方接機儀式，總教練洪明甫（Hong Myung-bo）與九名球員於凌晨四時悄然降落仁川機場。但大廳外仍有超過兩百名憤怒群眾徹夜守候，辱罵聲與下台口號此起彼落，有人高舉「韓國足球已死」布條，甚至手捧自製遺照。警方部署上百名警力維安，洪明甫全程低頭不語，在護送下快步離去。返國前南韓網路已出現針對他的死亡威脅，而隊長孫興慜（Son Heung-min）則獲得部分球迷溫暖鼓勵，形成強烈對比。
挪威相隔28年後重返世界盃，十六強賽以2比1淘汰巴西，隊史首度闖進八強。雖在八強戰加時賽惜敗英格蘭，返國時卻獲舉國熱情歡迎。包機進入領空後，挪威空軍出動兩架F-35戰機伴飛護航，降落時接受消防車水門禮。奧斯陸王宮廣場湧入約十萬群眾，球員獲邀覲見哈拉爾五世國王（King Harald V），王儲哈康（Crown Prince Haakon）親自擊鼓，帶領全場進行「維京划船」儀式，隨後球員登上開篷巴士在市區巡遊。挪威國防部稱這是「國家英雄應有的歸途」。
東方減法思維：贏球英雄 輸球罪人
東方社會普遍存在「減法思維」，即以最終勝負論斷一切。只要沒拿第一，過程中的努力便彷彿一筆勾銷。贏球時是民族英雄，輸球時便似欠了全民債務。這種心態源於濃厚的面子文化與集體榮譽的過度投射，一旦少數菁英未能滿足大眾期待，輿論便迅速轉向獵巫，急於找出代罪羔羊來宣洩失落。
南韓機場的場景正是極端例證。洪明甫曾是2002年世界盃第四名的傳奇隊長，但2024年再度接掌兵符時，因任命過程不透明而飽受爭議，相關控訴多達八起，首爾行政法院今年4月裁定遴選過程違法。批評者指責韓國足協用人唯親而非唯才，總統李在明（Lee Jae-myung）也在社群痛斥「若較諸能力，更重視你方我方之分，選拔無能之人擔任指揮官，其結果不言自明」。此種模式在亞洲屢見不鮮，失敗後的第一反應經常是追究個人責任，網路攻擊甚至延續多年。專業人士為求自保而趨於保守，檢討機制混淆了「檢討專業」與「否定個人」，最終形成內耗。
西方加法思維：擁抱失敗 共享光榮
北歐文化則展現「加法思維」，重視整體進程與歷史性突破，而非最後一場輸贏。挪威暌違28年重返世界盃並首闖八強，全國看見的是「謝謝你們帶我們走到這裡」，而非「為何不再往前」。休息室裡教練肯定團隊凝聚國家、創造無價回憶，提醒球員不因最後一戰的結果抹去一路價值。挪威足協官員直言：「挪威隊沒有混蛋，只有好小伙」。
這份心理韌性來自對個體的深切尊重。挪威最大球迷組織「石油山」設計了「維京划船」助威儀式，由小學教師奧勒·弗勒伊斯塔德（Ole Frøystad）發想，靈感源自維京航海傳統。賽場上萬名球迷與球員同步擺臂，口號「一切為了挪威」響徹雲霄。王儲哈康戴著國家隊圍巾，坐在王宮廣場階梯上與民眾肩並肩划船，地震學家甚至探測到慶祝聲引發的微型地震。十萬人與王室一同慶祝，象徵社會與球隊共享榮耀、共擔苦澀。西方的專業檢討聚焦於戰術數據與制度優化，絕不允許人格攻擊，這種心理安全感反而激勵了創新與冒險。
台灣現況：獵巫文化的深層困境
回頭看台灣，我們的社會同樣深陷「找戰犯」的慣性中，不僅在體育，更在教育、職場與公共輿論裡根深蒂固。孩子考了八十分，被問「為什麼不是一百」；專案失敗，第一時間不是檢討流程，而是急著釐清「誰出包」；重大事件發生後，網路鄉民與名嘴群起圍攻，非要某人道歉下台不可。這種文化雖然暫時緩解了群眾的焦慮，卻耗盡了理性檢討系統問題的餘裕。
在體育場上，台灣選手贏球時是「台灣之光」，輸球時往往也面臨酸民的冷嘲熱諷。社群媒體的發達更助長了獵巫的速度與規模，每當發生重大公共事件或政策挫敗，網路輿論便陷入集體焦慮，非要逼特定對象出來公開道歉、下台負責。這種現象顯示台灣社會在面對困境時，缺乏冷靜檢視系統性問題的耐心，而習慣將複雜的失敗簡化為個人的過錯。長此以往，優秀人才在巨大的精神壓力下裹足不前，整個社會也失去了從失敗中汲取教訓、迭代進步的能力。
挪威經驗對台灣的三重啟示
挪威隊的凱旋與南韓隊的噓聲，為正處於轉型期的台灣社會提供了從有毒內耗走向健康韌性的具體啟示。
第一，建立心理安全感。如果犯錯的代價是毀滅式的羞辱，沒有人敢在關鍵時刻放手一搏。挪威社會能夠等待國家隊28年「養精蓄銳」，不以一時成敗論輸贏。台灣必須學會用集體的力量接住失敗者，讓每個人在跌倒時都知道背後有社會的支撐，才敢在下一次挑戰中展現突破。
第二，將情緒獵巫轉向制度檢討。輸球或政策挫敗，不該簡化為個人無能。南韓的教訓告訴我們，問題往往出在組織運作與人事制度的失靈。我們該問的是：基層培訓夠紮實嗎？資源配置到位嗎？決策過程有盲點嗎？體制漏洞只能靠系統補足，而非把壓力全數壓在少數人肩上。
第三，重新定義「價值」，看見沒拿第一的意義。台灣需要集體學習肯定那些雖未達顛峰、卻已帶領我們大步前進的努力。挪威前鋒哈蘭德（Erling Haaland）賽後感性表示，這次的旅程已經讓全世界看見挪威，也激勵了新一代年輕人的參與。當社會學會感謝過程中的累積，我們面對國際競爭與各種變局時，才不會因一時挫敗而自我否定，反而能將其轉化為下一波前進的底氣。
結語
2026年世足賽的兩幅返國畫面，讓東西方對待失敗的集體心態赤裸裸地攤在世人眼前。仁川機場的怒吼與奧斯陸的萬人划船，分別訴說著「輸球即罪人」與「輸球仍英雄」的兩種敘事。
挪威的經驗告訴我們，唯有當社會能夠擁抱失敗、理性檢討制度，並真誠感謝每一段努力的足跡，才能鍛造出真正的集體韌性。台灣正走在追求卓越與國際肯定的路上，不該繼續陷在獵巫與內耗的泥淖中。當我們學會不以一時成敗論英雄，學會用集體的力量接住每一個跌倒的人，無論在體育、產業或國家治理上，都能在逆境中穩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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