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榮／資深媒體人
最近台灣一家親綠媒體引述匿名國安官員報導，指稱中共北戴河會議下指令介入台灣年底選舉，進而身兼民進黨主席的賴清德總統在輔選時，也跟進引述說消息來源來自媒體，而不說清楚消息的真正源頭來自國安官員，把這則新聞的來源推稱是媒體報導，因而引起朝野攻防。
這樣的一個報導過程及發展，並不是一次特例而已，而是常出現的匿名官員，已成慣性的餵食特定媒體，進而引起社會爭論。這對台灣媒體與政治的發展是負面的，值得正視並加以導正。
匿名報導需慎之又慎 避免媒體喪失公信力
不管國內外的新聞採訪學在教導學子時，為求新聞的正確與不被利用，原則上被報導者皆應該有名有姓，以示對言論負責。至於匿名報導則非慣例而是特例，需要慎之又慎，避免媒體的公信力喪失。因此國內外優質且累積有公信的媒體，對於匿名新聞處理，通常要由編輯部門集體負起守門決策，確認匿名新聞的可信度再處理。
換言之，報導記者為保護消息來源可對閱聽大眾匿名，但是對於媒體主管及編輯的查證，則不應保留。如此作法下，匿名新聞若事後證明是假新聞，總編輯、採訪主任與線上記者應共同負起責任。
但台灣媒體競爭下的新聞查證與守門日益寬鬆，記者為搶快、搶獨家、衝點閱率，習慣與被報導者輕易妥協，以匿名方式報導，這種單線聯繫甚至不向主管吐實新聞來源，甚至連基本的查證都未進行就直接將稿子上傳，這種新聞公信力自然喪失，如果一篇報導讓人半信半疑，揣測半天，與閱聽人之間的信賴關係自然就鬆動了，當喪失了公信力，媒體的公眾價值自然也會下降。
匿名處理 國外主流媒體皆列最後非常手段
國外知名的主流媒體，一向珍惜自己媒體的公信力，因此對於匿名新聞處理都是列為最後非常手段（Last Resort），只有攸關重大公共利益及危及安全才使用。而且記者必須向總編輯或部門主管透露匿名者的真實身分，集體評估報導風險。對於查證也需要多方交叉比對。對於匿名者的要求，要詳細評估無法具名的理由正當性。在如此負責任的守門之下，匿名新聞才得以刊登報導。
新聞報導的常態，就是On the Record（公開引述、具名報導），就如一般公開的記者會、引述發言人報導。當然新聞實務操作上也有背景說明（On Background），這是記者與受訪間達成的默契，如此的匿名新聞沒有利用的問題，即使報導出來也可讓閱聽大眾判斷訊息的權威性與真實度，同時也保護了消息來源。
「北戴河」新聞是迴音室效應 爭議甚大
但這次北戴河的涉台介選新聞報導，卻是由國安人士匿名放話，經由特定媒體刊登，政府首長引述媒體，然後進行政策定調與政治動員，這一套的資訊流通模式，在國際新聞界與政治學上稱為「迴音室效應」或是「資訊洗白」，從新聞倫理、政治誠信與國家安全角度分析，此種操作手法爭議甚大。
台灣在戒嚴與報禁時代，當時三大張的報紙，所有報導都掛上（本報訊），不像今天每則報導評論都掛上記者名字，甚至每版編輯也都有名字，這是對報導及編輯負起的責任。媒體常被說是社會公器，但在商業掛帥與捲入政黨競爭下，能守住公器角色的媒體已經少之可數。因此對於匿名新聞處理的公信力絕不容小歔，如果馬虎下去，以至信度下降，媒體就會走上自戕之路。而習慣放話的官員，隨著時間演變，真實身分也有曝光的可能，不可能一直隱身幕後。
總而言之，匿名報導在保護吹哨者時雖是不得已的報導方式；但若被權力者當作規避責任、帶風向的隱形斗篷時，傷害絕不僅止於新聞倫理，更是侵蝕到民主體制賴以維繫的信任基石，以及媒體第四權的監督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