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台北市長蔣萬安長子蔣得立參加北市國際交換學生計畫，爭議從公費補助、25個交換名額、美國國籍、利益迴避，一路延燒到市長獎、童軍高級考驗營、求學背景，甚至連長相與「聰不聰明」都成為政治人物與網路輿論評論的材料。
蔣萬安是台北市長，教育局又是市府所屬機關，兒子取得市府辦理的交換學生資格，當然應接受較高標準檢驗；但檢驗蔣萬安與教育局是一回事，把一名未成年學生變成政治攻防標靶，卻是另一回事。
25個名額可以查 別把資格爭議說成特權
爭議核心一度被形容成蔣得立占走25個珍貴交換名額，但依北市府與媒體公開資訊，今年約45名學生參與甄選，錄取25名，並非數百人搶少數名額。蔣得立是否符合資格、甄選是否公平、利益迴避是否充分，都可檢驗，但不能直接延伸成「市長兒子一出現，其他孩子就被排擠」。
雙重國籍爭議也是如此。北市府表示，簡章並未排除雙重國籍學生，過去也曾有雙重國籍學生參加，今年更不只蔣得立一人。美國國務院教育暨文化事務局回函只是一般制度說明，並未認定蔣得立個案資格不符。
民進黨台北市議員洪婉臻追問蔣萬安是否另填利益衝突迴避檢核表。蔣萬安回應，依教育局制式表格填寫，也已揭露自己是台北市長；教育局則稱既有表格本來就要求揭露親屬身分。既然程序有疑義，就由政風與制度釐清，不必先用政治立場把「特權」坐實。
什麼才叫制度真的為一個人改變
若要談特權，2001年的陳致中軍法預官案更值得對照。依監察院糾正案，當年軍法預官原定錄取2人，陳致中考第6名；考後軍法局要求增加10個錄取名額，最後錄取11人。監察院認定考後增額導致預官考試公正性受損，入伍梯次變更也與行政體制及權責不符。
另一近例是僑委會委員長徐佳青兒子參加東沙體驗營。徐佳青承認曾因擔心報名人數不足請兒子參加，之後又簽署相關公文；監察院認定她知有利益衝突卻未自行迴避，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裁罰10萬元。
這兩案共同點，是制度本身已有正式認定。相較之下，蔣得立案目前仍在資格、名額、國籍與利益揭露層次，尚無主管機關認定北市為了讓他錄取而增加名額、改變成績或提供特殊甄選待遇。
查蔣萬安可以 別把孩子變成政治獵物
未成年子女是否因父母權力而享有特殊待遇，當然可責問蔣萬安；但責任應對準掌握權力的大人。當網軍從交換學生資格一路追到童軍、求學背景，甚至連長相都拿出來嘲弄時，已是在對未成年孩子進行網路霸凌。
童軍高級考驗營就是一例。網路一度指控蔣得立在寒流期間請父母送衣物，形容成作弊或特殊待遇；後來童軍會說明，當時因寒流與大雨，是統一通知家長可補送禦寒衣物，並非只為蔣得立開例外。蔣萬安反問，孩子長相公開，「就等於外貌要被羞辱嗎？」
連蔣得立考上建中的方式也被翻出質疑。媒體查證顯示，他是憑國中教育會考成績錄取建國中學，並非靠童軍市長獎保送，目前也未查到因美國籍獲加分。前民進黨立委林濁水甚至公開以『不怎麼聰明』形容一名未成年人的智力，政治攻防走到這一步，已明顯越過制度監督界線。
王世堅這次反而說得有分寸。他認為蔣萬安身為市長，利益迴避確實應更慎重，但若孩子本身優秀、符合條件，「這個跟小孩無關」，不要再把孩子搬上政治檯面。界線很清楚：查權力有沒有介入是一回事，把未成年人變成選舉攻防對象，是另一回事。
蔣萬安也說：「我踏上從政這條路，是我的選擇，不是得立的選擇。」政治人物必須承擔政治責任，但孩子沒有選擇父親是誰，更不該因父親職位，被預設每一項成績、獎項與資格都來自特權。
從韓冰到蔣得立 網路霸凌沒有消失
這種情況並非第一次。2018年韓國瑜競選高雄市長期間，長女韓冰因返台助選成為媒體焦點，隨後她與妹妹韓青的求學背景、家庭生活遭網路肉搜，甚至出現恐嚇與羞辱言論。韓國瑜曾證實，韓冰因網路紛擾承受心理壓力；韓冰本人也坦言，面對威脅，「不害怕、不恐懼是假的」。
韓冰當年已成年且實際參與父親選舉，都不代表她的人身、名譽與私人生活可以任意被攻擊；今天的蔣得立仍是未成年學生，更沒有投入父親政治活動。八年過去，選舉換了一場，網路霸凌的劇本卻沒有真正改變。
蔣萬安是否在利益迴避上做到毫無瑕疵，可以繼續檢驗；教育局制度是否需要調整，也可以討論。但監督市長，應對準市長；檢驗制度，應對準制度。若最後變成評論孩子長相、智力與童軍往事，再把他正常取得的每一項資格都先解讀成特權，那已不是監督，而是讓未成年人承受大人的政治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