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性仁／中國文化大學國發大陸所副教授
一個台北市長選戰，攻擊蔣萬安市長的大兒子，蔣市長已多次表示市府沒有介入，更加碼放棄補助，甚至攻擊蔣萬安市長兒子的容貌；質疑蔣萬安市長的出生，甚至不惜拿他在美國的律師資格做文章，想來真是十分缺德，負面選舉毫無底線，綠營、綠媒、青鳥黑熊加上台獨人士鋪天蓋地攻擊，已經完全喪失理智，模糊選舉檢驗與辯論政策的焦點，對於一個小孩整天拿來說事，已經觸碰到中間選民的底線，負面選舉令人感到厭惡。
台灣的選舉一項讓人詬病的便是抹黑、造謠、抹紅與中傷，在選舉政治中，對現任台北市長蔣萬安（或任何政治人物）採取「負面選舉」（Negative Campaigning）方式，負面選舉之所以在現代民主選舉中層出不窮，主要是因為負面選舉符合人類的心理想法，一是廉價低成本，二是有效且具有司法拖延性，並且人類大腦對於「負面訊息」的記憶力與敏感度，遠高於正面訊息。
因此當對手的支持者看到自己支持的候選人出現強烈負面新聞時，可能不會轉而投給攻擊方，但會因為失望而選擇「不出來投票」，攻擊方進而能拉近差距，進而從選舉中得利。
負面選舉激化對立 恐讓中間選民對政治失去耐性
首先，過度的負面選舉以及頻繁的政治口水戰和人身攻擊容易讓注重政策、民生議題的中間選民感到厭煩，導致他們失去投票意願；然而，選民除了不能失去投票意願更要積極地杜絕這種負面選舉歪風。而當選舉主軸充斥負面泥巴戰時，社會焦點會從「政策願景比較」轉向「政治惡鬥口水戰」，進而加深選民對政治的冷漠感，因此導正此歪風必須對於打負面選舉的一方給予嚴正的教訓。
其次，過度或缺乏實據的負面攻擊，往往使蔣萬安市長的支持者及藍營支持者視為「政治迫害」或「刻意抹黑」，反而激起陣營內部的危機感及加深對立仇恨值，促使支持者更積極出來投票。
然而最不入流的是，若攻擊蔣萬安市長的手段過於偏激或涉及私領域，容易讓中立選民對被攻擊者產生同情，使蔣萬安獲得「同情票」，導致攻擊方沈伯洋的支持度不升反降。
再者，民進黨和綠媒將過多資源與媒體篇幅放在攻擊蔣萬安兒子及蔣萬安本身上，會壓縮到沈伯洋宣傳自身政策、台北市未來願景或建設藍圖的空間。選民最終可能只知道蔣萬安被攻擊什麼，卻不知道沈伯洋能帶來什麼更好的改變，更凸顯出沈伯洋的沒準備好及不專業。畢竟挑戰者沈伯洋若無法在市政議題上提出比現任市府蔣萬安更具體、更具可行性的替代方案，單靠負面文宣及造謠生事很難爭取到理性選民的認同，更把臉丟到國際上。
其實，攻擊蔣萬安也展現沈伯洋的好，反而沈伯洋容易被貼上缺乏格局及市政願景、只會批評、不會建設的刻板印象，損害民進黨與沈伯洋個人的政治信任度。
更應嚴肅面對的是，若負面選舉的內容涉及捏造不實或誹謗，可能引發法律訴訟，不僅輸了選舉，還必需承擔法律責任，如此得不償失。因此民進黨一再地以負面選舉方式只會加深不同陣營選民之間的仇恨與對立，讓台灣民主的窘態顯現。畢竟選舉是一時的，在一個高度撕裂的社會中，未來的政策推動與市政領導也容易面臨極大的杯葛與阻力，進而提高社會內耗的成本。
從泥巴戰拉回政策戰 才是台北市長選舉應有的格局
總之，民進黨對於蔣萬安的選舉方式在於潑髒水，不管有沒有效，先潑再說；針對蔣萬安過去的執政表現、人生發展、提出的政見可行性進行嚴厲批評攻擊；另外揭露對手的誠信問題、核心價值轉變進行惡意抹黑與造謠；不相關者在缺乏事實根據的情況下，為了一點好處利用假訊息、剪接影片、影射、人身攻擊或挖掘對手家人的隱私，進行全面性的形象毀滅，這些都是相當不入流的負面選舉。
此時此刻，台北市長的負面選舉已經變成毫無底線的造謠與人格毀滅，這不但會侵蝕民主基礎，使政治環境走向毀滅性的惡性循環。故蔣萬安市長團隊若處理不當，很容易陷入泥淖；若處理得當，甚至能化危機為轉機。
一是當不實指控出現時，黃金回應時間通常在數小時內。陣營必須迅速調出證據，避免謠言在網路上發酵與擴散。二是對於明顯違法的惡意造謠，直接採取法律行動。雖然訴訟通常選後才有結果，但「提告」動作本身能向支持者與中間選民傳遞「我行得正、絕無此事」的堅定立場。三是不與對手在泥巴戰中糾纏。面對攻擊，用一兩句話簡短澄清後，迅速將焦點拉回自身的「實質政績」的常軌中。四是負面攻擊最容易動搖支持者及中間選民的信心。蔣萬安陣營必須透過官方LINE、後援會社群，第一時間將「澄清懶人包」告知支持者，讓他們在基層有機會幫忙澄清，進而穩住基本盤。
衷心期盼沈伯洋委員能夠與蔣萬安市長展現君子之爭，而蔣市長切勿被對手牽著鼻子走，應當展現自己「抗壓性」、「格局」與「大將之風」，展現新時代政治人物處理危機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