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
近期筆者在大陸網路平台「正當石」發表有關「一國兩制台灣方案」的文章，引發熱烈討論，累積八百餘則留言。從相關評論可以發現，不少大陸網友提出一個共同疑問：經過四十餘年改革開放與現代化建設，大陸經濟、軍事、科技及綜合國力，早已遠非鄧小平、江澤民時期可比；既然兩岸實力差距持續擴大，台灣未來可以「討價還價」的空間理應愈來愈小，為何北京還需要提出比港澳更加優惠的自治條件？
這些留言雖不能直接等同大陸整體民意，卻呈現一種相當典型的「實力政治邏輯」：國家實力愈強，政治主導能力愈大，弱勢一方的選擇空間應相對縮小。然若將「大陸網友的實力政治邏輯」與「台灣民眾的制度、安全與認同邏輯」相互對照，卻出現值得深入研究的政治悖論。2026年8月相關民調顯示，81.2%受訪者不贊成「一國兩制」，83.6%支持「廣義維持現狀」。
更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最新更新至2026年6月的長期趨勢調查顯示，63.1%受訪者自我認同為「台灣人」，30.7%認為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單純認同為「中國人」者僅2.5%。這意味著大陸綜合實力不斷增長，「一國兩制」的接受程度及中國人身分認同卻沒有同比提高。為何「實力增強」沒有轉化成「認同增加」？這正是值得解釋的「實力—認同悖論」。
一、實力差距擴大不等於政治認同同步改變
首先，必須承認大陸網友的「實力政治論」具有一定現實基礎。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25年GDP超過140兆元人民幣；若依2026年Global Firepower綜合軍力指數，中國在145個受評對象中排名第3。從人口、市場、軍工產能、製造業、造船、新能源、電動車、無人機到人工智慧，大陸均具有相當程度的規模優勢。與1990年代相比，兩岸力量結構確實已發生巨大改變。因此，部分大陸網友形成「實力愈強、台灣談判空間愈小」的判斷，從現實主義權力政治角度而言並不令人意外。
但「具有改變對方行為的能力」與「使對方產生政治認同的能力」，其實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前者是一種硬實力，後者則是一種認為軟實力。GDP、軍事及科技力量固然提高國家影響外部環境的能力，政治認同卻涉及制度價值、生活方式、身分認同及政治信任。
大陸經濟總量即使約為台灣二十倍，無法推論台灣民眾對統一的支持程度會按照相同比例改變，但確實會吸引台灣部分民眾對統一或一國兩制接受程度，但尚未明顯發生量與質的明顯變化。軍事力量可以改變兩岸戰略均勢，卻不能直接創造制度吸引力；經濟實力可以形成談判籌碼，也不能取代政治信任。是故，「實力增長」與「認同增長」，並不存在必然的線性關係。
二、大陸網友重「實力」與台灣民眾更關切「制度、安全與認同」差異
這正是兩岸社會理解同一問題時最重要的認知差異。部分大陸網友首先思考的是「中國現在有多強」，台灣民眾考慮的卻可能是「接受一國兩制之後，我的生活會發生什麼改變」。對許多台灣民眾而言，真正關切的並不是中國有多少航空母艦或GDP排名世界第幾，而是未來領導人能否繼續透過民主選舉產生、政黨能否自由競爭、新聞媒體能否批評政府、司法制度能否維持既有運作，以及網路、言論與社會生活方式是否發生重大改變。
尤其台灣經過數十年民主化發展，選舉、政黨輪替、公民社會及言論自由已逐漸轉化為日常制度經驗。政大選研中心最新調查顯示，「台灣人」認同63.1%，「台灣人也是中國人」雙重認同30.7%，單純「中國人」認同僅2.5%。這組數字尤其重要，因為它說明兩岸實力差距擴大的同時，台灣社會自身的身分認同結構也發生重大變化。儘管這也有台灣方面在教育、歷史課綱及一系列去中國化措施使然。換言之，今天台灣社會面對「一國兩制」時，已不只是比較兩岸誰比較富裕或強大，而是同時衡量制度、安全、身分及生活方式。
三、大陸實力增長之雙面刃效應：吸引力及安全壓力增加
大陸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及基礎建設現代化，理論上可以形成發展吸引力；但當經濟與科技力量增長，同時伴隨軍事現代化及兩岸安全競爭，「中國崛起」在兩岸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政治解讀，究竟是和平崛起或中國威脅論？從北京立場而言，增強軍事能力是維護主權、遏制台獨及反對外部勢力介入的必要手段；但從部分台灣民眾角度而言，大陸軍事力量愈強，卻可能增加力量失衡與安全風險的感受，形成國際關係理論所謂的「安全困境」。
台灣雖然在總量實力上遠小於大陸，卻仍具有先進半導體、晶圓代工、AI伺服器、ICT供應鏈及第一島鏈戰略位置等「非對稱實力」，並與美國、日本及歐洲維持密切的科技、經貿與安全連結。因此，台灣社會並不會按照GDP或軍力比例直接決定政治選擇。只要多數民眾仍然認為維持現狀具有一定可行性，就不易形成「因為大陸實力更強，所以只能接受一國兩制」的政治認知。83.6%支持廣義維持現狀與81.2%不贊成「一國兩制」，正反映這種政治心理。
四、香港經驗與「可信承諾」成為兩制接受度關鍵
「一國兩制」在台灣面臨的另一個核心問題，是政治學所謂的「可信承諾」。鄧小平時期曾提出台灣統一後可以保留不同制度，相關論述甚至涉及保留自身軍隊等比港澳更特殊的安排。當時大陸綜合實力與今日不可同日而語，必須透過較大的政治讓利降低台灣接受統一的政治成本。然而今日的問題已不只是北京「願意給多少自治」，而是台灣社會是否相信這些自治安排在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之後仍能維持。
香港近年的國家安全及選舉制度調整，在北京政策論述中被視為維護國家安全及完善「一國兩制」；但在台灣部分民眾眼中，卻可能產生另一種風險認知：如果中央具有制度最終解釋及調整權，統一前承諾的高度自治是否可能在統一後重新界定？因此，大陸國家能力愈強，台灣社會反而可能更加要求「兩制」具有清楚、穩定且不易被單方面改變的制度保障。問題也從「自治給多少」，進一步轉變成「政治承諾是否可信」。
五、破解「實力—認同悖論」關鍵在制度吸引力
歸結而言，筆者在大陸網路平台「正當石」發表文章後所引發的八百餘則留言，呈現兩岸社會值得注意的認知差距：不少大陸網友從「實力政治」出發，認為中國愈強，台灣討價還價的空間理應愈小；台灣民眾卻更多從制度保障、安全感及身分認同思考政治安排。前者關切「中國有沒有能力實現統一」，後者關切「統一之後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兩者看似討論同一問題，實際上使用的是兩套不同的政治邏輯。
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且依2026年Global Firepower綜合軍力指數排名第3，顯示其硬實力與數十年前相比已大幅提升；然而同一時期，台灣仍有81.2%民眾不贊成「一國兩制」、83.6%支持廣義維持現狀，身分認同方面則呈現63.1%「台灣人」、30.7%「雙重認同」、2.5%「中國人」的結構。這些數字放在一起，正好呈現「國家能力」與「制度吸引力」之間的落差：大陸愈有能力改變兩岸力量結構，不代表台灣社會就愈願意接受特定政治安排；當實力被部分民眾感知為安全壓力時，甚至可能進一步強化制度及身分防衛心理。
職是，「實力增強、認同未增」並非無法解釋的矛盾，而是硬實力與政治認同遵循不同邏輯所形成的結果。如果和平統一仍是北京對台政策的重要目標，未來「兩制台灣方案」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可能不只是如何證明「中國有多強」，而是如何讓台灣民眾相信既有制度與生活方式能得到穩定保障。
換言之，軍事與經濟實力主要回答統一「能不能」完成，大陸是否有能力統一台灣？制度設計與政治信任則回答台灣社會是否「願不願意」？兩制台灣方案如何提升台灣民眾吸引力。對大陸而言，如何把不斷增長的「實力優勢」，轉化成對台灣社會具有可信承諾的「制度吸引力」，方是破解「實力—認同悖論」關鍵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