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中在西太平洋的戰略競爭升高，美國學者史文（Michael D. Swaine）警告，台灣是美中政治軍事危機中「最危險的潛在引爆點」。一旦雙方錯誤判讀、訊號失靈或軍事行動而進入危機，持續展現決心、相互試探與升高壓力，可能讓雙方逐步陷入所謂「承諾陷阱」（commitment trap），使原本可調整或退讓的立場，因政治與聲譽成本而愈來愈難撤回。
史文9月1日在美國昆西國政責任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QIRS）發布《Preventing and Managing a US-China Crisis》，針對美中未來可能發生的政治軍事危機提出危機管理分析。報告指出，美中雖通常會希望避免戰爭，但彼此不信任、錯誤認知、訊號失靈、官僚體系弱點、國內政治壓力，以及強調主動與升高衝突的軍事思維，都可能使危機失控，甚至演變成武裝衝突。
台灣為美中危機最危險引爆點 「承諾陷阱」恐封死退路
史文指出，美中危機管理最核心難題，是如何同時做到兩件看似矛盾的事情：一方面展現捍衛核心利益決心，維持嚇阻效果；另方面又要避免採取不必要的升高行動，並在適當時機釋出妥協或緩和訊號，同時避免被視為軟弱。
他認為，涉及主權、信譽或國家聲望的高風險爭端尤其危險，因為這類議題會提高雙方對風險的接受程度，也降低妥協意願。台灣問題正是如此。
報告指出，北京將台灣視為國家主權與政權正當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華府許多決策者則將支持台北與美國同盟信譽、亞太區域穩定，以及美國對華整體戰略地位聯繫在一起。史文認為，這種涉及「領土主權」與「同盟信譽」的高利害、近似零和的爭端，使台灣成為美中政治軍事危機中最危險的潛在引爆點。
在這種情況下，雙方可能不斷透過行動測試對手決心。史文指出，當美中在危機中反覆升高行動、試探彼此底線時，可能逐漸形成「承諾陷阱」：領導人公開提出威脅或要求後，由於國內政治與聲譽成本，之後很難取消或降低原先立場。
換句話說，原本是為了展現決心的公開表態，可能反過來限制危機中的政策選項，使雙方即使想降溫，也必須面對「退讓是否等同示弱」的政治壓力。史文因此建議，美中在危機處理時應避免極端壓力、最後通牒，以及把談判選項鎖死的做法。
美方急推元首對話 史文：可能反讓北京更難退讓
史文另一值得注意的分析是，針對美國在危機發生後習慣迅速推動兩國元首直接對話的做法。他指出，美國危機管理者往往認為，危機初期若能讓美中兩國總統直接討論，可快速處理問題、降低緊張。但根據危機模擬、研究及過去案例，這種做法未必總能產生預期效果。
報告指出，美方如果在中方尚未釐清危機起因、對方意圖以及自身應採取何種處理方針之前，就過早推動美中元首直接對話，反而可能使中國領導人必須採取較為僵硬、指責性的立場，以維護其民族主義正當性，甚至使用日後難以收回的強硬語言。
史文指出，美國決策者在危機中也可能錯誤解讀中國對聯絡要求的延遲回應。美方往往容易把中方沒有迅速回應視為敵意行為，或認為北京刻意阻撓危機處理。
但史文根據危機模擬及過去美中危機案例指出，中國方面往往要先就事件背景、起因、對方意圖以及危機處理原則形成一定共識，才會決定如何回應。因此，延遲本身不必然代表敵意。
中國決策體系仍有碎裂問題 但史文稱習時代已更集中
對於中國危機決策，史文的描述也非單純的「決策混亂」。他說，中國決策過程涉及正式與非正式互動，縱向與橫向整合程度仍有限。若危機嚴重到需要最高層處理，最終關鍵決策將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個人幕僚及高階軍方官員等協商作出。
史文指出，中國仍存在「stovepiped and fragmented」（各自為政且彼此割裂）的情報與決策體系，也就是不同機構之間的情報與決策管道相對分立，軍方與文官體系之間也可能存在協調問題，這可能拖慢對美溝通、扭曲高層對資訊的判斷，並降低訊號清晰度。
不過，他又說，相較過去的美中危機，習近平主政下中國決策體系已更集中，加上過去危機經驗累積，目前的決策可能已「更快、更順暢、更協調」。但他認為，問題仍然存在，尤其是軍方可能透過快速提供情報及既有作戰計畫影響危機走向，文官與軍方、外交部門之間也可能出現協調失靈。
史文還指出，中國體系存在另一項風險，即基層官員或軍方人員可能因擔心受到懲罰或被究責，而不願迅速向上級傳遞「壞消息」。這可能使高層無法及時掌握事件的負面後果，增加危機誤判風險。
此外，史文認為，中國領導層在危機中可能特別重視國內觀感，避免被視為軟弱；在危機處理過程中，也可能透過責任歸屬、道德論述及強調自身正當性，爭取國內支持，進一步增加政策僵化的可能性。
AI與軍事決策加入新變數 危機時間可能被進一步壓縮
值得注意的是，史文的最新報告把人工智慧與網路戰列為新的危機管理變數。他指出，美中都正利用AI與網路工具加速、協調戰略決策，希望取得資訊優勢。AI可協助處理大量資訊、辨識模式及降低部分人為錯誤，但同時也可能讓危機更加危險。
史文警告，AI可能壓縮決策時間，讓決策者過度相信「數據驅動」的機器判斷，形成偏向威脅而非降溫的決策傾向，甚至讓部分互動模式逐漸脫離人類控制。
因此，史文主張，美中危機管理不能只依靠軍方之間的溝通，也不能只在危機爆發後才尋找解決辦法。他建議維持直接溝通管道，避免最後通牒及極端壓力，保留軍事與外交上的彈性，並避免把談判選項鎖死。
報告最後提出，包括建立更廣泛的美中官方與非官方對話、危機管理準則、可信任人士之間的非公開溝通管道，以及軍事單位之間更制度化的聯繫等方式，目的都是在危機全面升高前增加理解、降低最壞情境判斷，並保留降溫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