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白宮邀請馬斯克參與規劃未來戰爭，最值得注意的，不是他重返政府，而是科技企業開始更直接地參與軍方需求的形成。過去的軍工複合體，是軍方提出需求、企業競爭供應；現在的安排，是供應商有機會建議國家應該準備什麼戰爭、投資哪些技術。一旦如此，企業的影響便可能從合約延伸到預算與戰略選擇。台灣要理解「子午線計畫」，必須看清這種影響如何產生，也必須區分政治宣示與真正能夠使用的戰力。
研究計畫距離實際戰力還有多遠
2026年9月30日，美國戰爭部長赫格塞思在維吉尼亞州匡蒂科陸戰隊基地發表「軍力現況」演說，一口氣宣布六項倡議：籌設自主作戰司令部、啟動研究未來戰爭的「子午線計畫」（Project Meridian）、成立國家軍校生團、強化基地與供應鏈韌性的「堡壘美國」，以及新基地與宗教事務辦公室。輿論的焦點幾乎全落在前兩項。
赫格塞思對子午線計畫的定位說得很清楚：不是制定新戰略或新政策，而是辨識美軍必須征服的作戰領域與必須掌握的能力。同日發布的備忘錄點名人工智慧、自主系統、定向能、機器人與生物技術，研究範圍從地下延伸到地月空間；首席技術官埃米爾・邁克爾負責推動，馬斯克、Anduril共同創辦人帕爾默・勒基與前眾議院議長金里奇共同主持。計畫須在120天內提出建議，期限為2027年1月28日，成果包括公開的非機密報告與機密附件。第一次會議在演說結束後立即召開。
這些細節說明兩件事。第一，眼前交付的是評估與建議，120天不是新武器全面部署的倒數計時；把它描繪成「美國已完成下一代戰爭布局」，與計畫的自我定位有相當距離。第二，10月2日非營利研究機構MITRE公布受託執行此計畫，並列出三位共同主持人之外的17位參與者，包括甲骨文執行長卡茲、Palantir共同創辦人隆斯代爾、OpenAI的韋爾、前陸軍未來司令部司令雷尼，以及自主船艦公司Saronic、國防製造新創Hadrian、Axon與Agility Robotics等企業的執行長。這份名單說明計畫不能簡化為「四個人接管美國未來戰爭」，卻也凸顯另一個事實：二十人之中，與可能承接後續訂單的企業或其投資人有關者超過半數。制度如何保障研究獨立性，不能只憑機構名稱便認定疑慮已經消失。
自主作戰司令部也應另行判讀。依備忘錄，它將是美軍第十二個聯合作戰司令部，由四星上將統率，擁有類似軍種的人力、預算與採購權限，目標在2027年10月1日成立；但這需要國會立法。參議院軍事委員會6月通過的國防授權法案版本，雖允許設立類似司令部，授予的採購權限卻比赫格塞思描述的窄得多，且全案尚未通過。宣布籌設，距離人員到位、權責確立與有效運作，還有一段路。子午線研究與司令部改革同時出現，顯示美方希望加快轉型，卻不足以證明新作戰體系已經成熟。
採購改革必須兼顧速度與驗證
真正可能產生深遠影響的，是這些倡議背後的採購改革。作為司令部的過渡機制，赫格塞思同時啟動ㄕ（Project Agincourt），交由今年6月才成立的無人系統直屬專案辦公室執行，30天內提出細部規劃。它的第二項任務是試驗所謂「作戰型採購」：讓作戰人員、工程師與企業家在快速修正循環中協作，把採購決策與經費配置拉近作戰司令部與第一線部隊。這套做法脫胎於「無人機主宰」計畫，該計畫已向中東交付數千套無人系統，支援對伊朗的「史詩怒火行動」。配合2027財年預算中740億美元的無人機與反無人機投資，政策意圖十分明確：縮短需求提出、技術修改與部隊使用之間的時間。
這個方向十分值得台灣研究。科技更新愈快，軍方愈難靠一次訂定、長年不變的規格處理所有需求。若裝備交付時，軟體、通訊環境與對手的反制方式都已改變，帳面上的採購完成，未必等於作戰問題獲得解決。因此，持續驗證與修改應成為採購制度的一部分，而不是事後補救。
然而，加速採購也可能加速錯誤。示範成功能不能重複，量產後是否可靠，維修與訓練成本有多高，都需要獨立檢驗。去年11月路透報導，Anduril的Altius無人機在美軍測試中接連墜毀兩次，另一款Ghost無人機在烏克蘭戰場受電子干擾所苦；五角大廈隨後仍追加採購。這不必然說明產品不行，卻說明：若測試標準隨廠商宣傳降低，部隊最後承擔的，就是尚未解決的技術風險。所謂低成本，也應計入通訊服務、軟體授權與維保支出，不能只看一架無人機的售價。
科技企業的影響力需要制度約束
讓企業參與前瞻研究，有其合理性。企業能提供工程、製造及產品開發經驗，幫助軍方辨識哪些構想有機會實現。問題在於，參與者如果同時經營可能取得後續訂單的公司，其專業判斷便可能與商業利益交疊。馬斯克的SpaceX是五角大廈的主要承包商，勒基的Anduril以自主武器為核心業務；Politico 10月2日報導，連五角大廈內部官員都對利益衝突「拉警報」，而五角大廈的回應是MITRE自有利益衝突防範機制。這正是外界必須追問的原因；目前卻不能因此直接指控研究已遭操控。
政府至少應說明參與者如何申報利益、何時必須迴避、是否支薪、研究資訊如何與其公司業務隔離，以及研究建議如何接受獨立評估。後續採購應容許不同企業競爭，國會也應能追查某項需求為何被列為優先。即使最後只有研究報告，只要它影響了資源配置，就具有公共責任。把研究稱為前瞻構想，並不能讓監督停在門外。
對台灣而言，這個問題並不遙遠。台灣國防部今年8月公告以新台幣269億元向Anduril採購2,032架Altius無人機，加上先前的291架與中科院採購的水下無人載具，勒基的公司已是台灣最大的新興無人系統供應商；經濟部也促成十餘家台灣業者取得Anduril的試製與量產訂單。換言之，正在替美國定義未來戰爭的人，同時是台灣的供應商。台灣當然可以向他買，但必須清楚：他對未來戰爭的判斷，不能自動成為台灣的需求清單。
軍事生物技術不能直接等同生物武器
另一個需要釐清的焦點，是備忘錄中的「生物技術」。僅憑研究領域出現這四個字，就推論美國正在準備進攻性生物戰，證據並不充分。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畫署生物技術辦公室公開的工作，涵蓋威脅偵測、醫療防護、戰傷照護及生物製造等方向。這些用途與生物武器之間，不能任意畫上等號。
當然，公開說明不等於所有活動都沒有風險。軍民兩用技術需要監督，防禦研究也須遵守規範。但合理的批判，應當追問研究目的、執行程序與責任機制。把一個技術領域直接寫成生物戰計畫，只會使真正需要查證的問題被恐慌掩蓋。
同樣地，子午線計畫也不能單獨證明中美已無緩和空間。美國追求軍事技術優勢，可能使北京加深戒心；北京增加反制投入，又可能強化華府對威脅的判斷。這種相互刺激的安全困境，正是需要處理的風險。但競爭的存在，並不自動排除談判、軍事溝通與限制特定武器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白宮8月18日發布的《國家安全科技戰略》，在列出水下、太空、人工智慧與自主三個戰場優先領域、強調競爭之餘，也明文提出部分領域可以透過「合作性的相互克制」避免對手取得戰略優勢、節省美國資源，並以禁止生化武器、不在軌道部署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例。這些文字不能保證政策必然克制，卻可以說明，把美方政策概括成所有領域都只剩完全對抗，同樣失之簡化。
台灣需要可靠戰力與自主判斷
對台灣而言，最實際的問題，是如何在有限資源下，把科技變成可靠的防衛能力。美國面對的是全球部署與長期競爭，台灣首先必須處理自身防衛需求。地月空間的遠景可以研究，卻不應使電力、通訊、維修及補給等現實問題，在資源分配中失去位置。
這個提醒有具體的對象。1.25兆元的韌性特別預算把無人載具列為七大項目之一，行政院另通過2,100億元的無人載具採購特別條例草案，規劃六年內籌購逾21萬架、艘。數量如此之大，驗證標準便不能跟著數量放寬。台灣評估新裝備時，應要求提出可驗證的任務效果：系統在通訊不穩、定位受干擾時，還能完成多少工作？訓練需要多久，故障能否在地處理？Altius與Ghost的紀錄，正是這些問題該被問的理由。這些答案未必適合全部公開，但必須有人負責查驗。國防預算增加之後，社會更需要知道能力如何形成，不能把採購數量直接當成嚇阻效果。
軟體與服務依賴，也應納入自主性的討論。Anduril的系統以Lattice軟體平台為核心，購得硬體之後，誰能修改軟體、誰控制資料、授權中止或服務受限時如何維持使用，都影響裝備的可用性；馬斯克在烏克蘭戰場上對星鏈服務範圍的單方決定，更是現成的教訓。政府在簽約時，就應處理維修權、資料存取與替代方案。技術合作可以擴大台灣能力，但合作條件必須讓台灣掌握必要的運作選擇。
產業政策亦須避免把國防需求理解為接單機會。企業追求成長並無不當，國家卻要判斷哪些投資確實改善防衛、哪些只是把既有產品換上軍事標籤。台灣可以借鏡美方讓研發者接近使用者的做法，同時保留獨立測試與公平競爭。公共預算應支持經得起驗證的能力，不能由少數企業的技術路線代替國家選擇。
自主系統的責任問題，更不能等部署之後才討論。當系統協助辨識目標、提出行動建議，軍方應清楚界定使用範圍、人工監督與中止機制，並保留足以追查錯誤的紀錄。處理資訊的速度提高，並不代表政治與軍事決策責任可以交給模型；越是強調迅速反應，越需要防止誤判擴大。
北京也應從這項計畫看到制度調整與科技競爭的壓力，而非僅以「戰爭私有化」的敘事回應。若雙方都把對手每一次研究與改革視為必須立即追趕的威脅，就可能投入昂貴卻效果有限的競賽。維持防衛能力與保留危機溝通，可以同時進行；承認對手在準備戰爭，也不必把戰爭當成唯一結局。
子午線計畫最後是否成功，要看2027年1月的報告如何進入預算、接受測試並改善部隊能力。台灣應持續追蹤這個過程，尤其關注商業利益如何受到約束、技術依賴如何被管理。未來戰爭可以邀請企業家參與研究，國家卻必須保留判斷需求與承擔責任的能力。科技愈深入國防，這份責任就愈不能外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