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民眾黨團十月五日指控，僑委會委員長徐佳青二○二二年任副委員長出訪歐洲時，讓當時十四歲的兒子以僑委會並未設置的「攝影官」名義隨行、搭乘外館車輛；丈夫唐博偉則被指二○二四年將駐美代表處公務車當作私人用車，從華府跨州前往紐約。僑委會當晚否認濫用公帑，強調出訪計畫、人員配置與預算動支均依規定核實辦理，公務車調派僅限公務行程；外交部次日表示，已請駐德、駐美代表處查明，政風處並通報法務部廉政署。
然而，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六日補上的一句「請大家不要忘記，她身為一個母親，要照顧她的兒子」，卻讓行政責任的討論，轉向了家庭情感；徐佳青當天下午的書面回應，又把問題推到另一端：「我家人自費想飛到哪裡看我，應該是民主社會允許的基本人權吧！」母職可以表達體諒，人權可以用來辯護，兩者卻都無法回答公共資源如何使用。政府必須支持照顧者，也必須向納稅人交代帳目。兩項責任應該同時履行；若用前者代替後者，受傷的將是政府公信力，以及原本值得認真推動的照顧政策。
支持照顧者，應有人人適用的規則
首先必須守住事實界線。截至十月六日下午，可確認的是指控已提出、僑委會已否認、外交部已啟動查核並通報廉政署、行政院長卓榮泰表示調查進行中。至於是否冒用公務身分、家屬費用由誰支付、公務車是否違規使用，仍不能把政黨指控直接寫成調查結論。家屬與官員出現在同一城市，不足以證明私人旅費由公款支付；同樣地，「家人自費」是一項可以用憑證證明的主張，在憑證出現之前，它也只是主張。
女性不應因為擔任公職，就被要求放棄照顧孩子；父親、照顧長輩者也同樣面臨工作與家庭衝突。但若政府認為海外公務需要家屬隨行的配套，就應訂明申請條件、核准程序與費用分攤，讓一般公務員也能依循。照顧友善不能取決於官階，更不能仰賴下屬臨場揣摩長官需求。在野黨問得並不過分：全國有未成年子女的公務員不知凡幾，若「要照顧孩子」可以作為理由，是否人人出差時都能比照辦理？
吳志中的回應因此失焦。他在立法院同時以自己任駐法大使時的見聞，表示當年徐佳青到訪時「並沒有所謂攝影官的情形」。這是一位次長的證詞，不是外交部的查核結論。身為負責說明的官員，他應先交代查核範圍與程序，再表達對家庭處境的理解。過早以母職解釋爭議，容易讓承辦人員感受到政治立場已定，也使正常的行政查核被誤解為對母親不近人情。
公私界線，要查身分、費用與授權
這起爭議至少有三筆帳必須分開。第一是身分帳。「攝影官」究竟出現在正式隨行名冊、活動介紹、外館接待安排，還是非正式稱呼？由誰提供這個名稱？是否因此取得原本不屬於家屬的活動資格、外館車輛或行政協助？《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七條禁止公職人員假借職務上的權力、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或關係人的利益；一個頭銜若換來的是待遇，問題就不只是稱呼。反過來說，拍過照片，不能自動證明擔任公務；一個稱呼，也不能直接推導出刑事犯罪。
第二是費用帳。應比對機票、住宿、交通與核銷憑證，區分官員依法可支領的費用，以及家屬造成的額外支出。即使家屬機票自付，仍須確認有無額外動用公務人力或接待資源；同樣地，也不能把官員整趟出差費用，全部算成家人的旅遊開銷。
第三是授權帳。公務車爭議要查車輛所屬、派車紀錄、行車目的、駕駛資格、核准者及保險條件。僑委會說公務車「僅限公務行程」，那麼華府到紐約那一趟，公務行程是什麼？丈夫是否開車、為何開車、是否符合適用規範，是不同問題。若涉及私人使用，就須釐清誰提出要求、誰決定放行，以及費用與責任由誰承擔。
把這三筆帳查清楚，才能保護依法辦事的官員，也才能讓真正的越界者負責。政治攻防若停留在照片與情緒，最容易消失的，反而是握有核准權力的成年人。
「已經查過」，仍須說明查過什麼
徐佳青六日在立法院表示，僑委會今年除審計部例行查核外，又應民眾黨立委要求再查一次，兩三個月內被檢查兩遍，資料追溯至二○二○年，兩次結果都沒有圖利個人或私人。這項說明值得重視，但仍須進一步提出查核範圍與結果：是否涵蓋此次被指控的行程、家屬身分及車輛使用？尤其，被指私用的車輛屬於駐美代表處，不在僑委會的預算與帳冊之內；針對僑委會出國經費的查核，無論做幾次，都不可能回答外交部公務車的問題。一般預算查核，不能在範圍未明時，就被當成所有個案的結案證明。
東沙體驗營案則已有不同的事實基礎。監察院六月十七日認定，徐佳青在兒子參加去年「僑青東沙生態體驗營」一案中違反利衝法第六條，裁罰十萬元；她八月十一日在專訪中承認，是自己「一時心軟」簽了那份含有兒子名字、送國防部審查的公文；九月三十日卻又表示，並不認為違法，只因錯過訴願期限而繳清罰鍰。民眾黨另已向台北地檢署告發圖利，北檢分案偵辦中。這項行政裁罰不能證明此次指控成立，卻足以要求機關說明：先前事件之後，究竟改善了哪些審核程序？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將配偶及二親等內親屬列為關係人，並要求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時自行迴避、書面通知服務機關；身為首長者，還須通知上級機關。制度要求的，是在作決定時避免權力與親屬利益交疊。把迴避當成事前義務，才不會每逢爭議，都只剩「沒有拿錢」或「一切依法」的口頭保證。
調查要能問責，也要保護孩子
行政院應督導跨機關查核，先保全出訪、核銷、派車及聯繫紀錄，由不受涉事首長左右的程序處理，並公布查核範圍與預計說明日期。外交部通報廉政署是正確的第一步，但通報不等於立案，更不等於結論。調查不能只請駐外單位各自回報，再由涉事機關自行宣布沒有問題；也應讓承辦人員能在不受壓力的情況下，說明實際指示與執行情形。卓榮泰要求公務員「自我提高自律、注意觀感」，但這件事的核心不是觀感，而是帳目。
至於是否暫時調整職務，應依證據及妨礙調查的風險判斷。若有違規支出，依法追償究責；若指控不實，也應公開澄清。東沙案已進入刑事偵查，此案也已通報廉政署，但未達刑事犯罪程度的管理失當，仍有行政與政治責任，不能一概等待檢方或法院結論才處理。
在野黨與媒體同樣必須自律。可以檢驗行程與公務紀錄，卻應避免揭露無關的子女個資，尤其二○二二年涉及的是一名十四歲的未成年人；更不應把孩子塑造成政治攻擊的主角。監督要追問的是誰安排、誰核准、誰付錢。保護孩子與追究成人責任，完全可以並行。
徐佳青爭議的答案，應由文件、程序與責任歸屬構成。政府若真要尊重母職，就應建立公平的照顧配套；若要維護廉能，就須讓每一筆公務資源經得起檢驗。母親值得理解，「自費」也可能屬實，但兩者都不是帳目；公職必須問責，讓體諒與查核各有制度保障，才是成熟政府應有的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