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習近平在會見川普時，把美中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稱為兩位領導人必須共同回答的問題；同一場會談，他又警告，台灣問題若處理不好，兩國就會碰撞甚至衝突。這兩段話揭示美中關係的核心矛盾：領袖可以同意避免戰爭，對危機如何發生、誰應退讓，卻未必有相同理解。
北京智庫接力把這個論述做成外宣主軸。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的王輝耀出書與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對話；人民大學王義桅教授解讀習近平是在請美國「不要誤判、不要製造自我實現的預言」；重陽金融研究院王文院長在《南華早報》撰文，說修習底德陷阱論是「拿馬車手冊修特斯拉」，美中雙方正在「變道前先打方向燈」，衝突遠非必然。這套論述有一半是對的：衝突可能避免，說明政治選擇仍有空間；但政治選擇能否承受事故、誤判與國內壓力，還要看是否有「護欄」機制。「沒有陷阱」與「有護欄」是兩回事，而台灣的安全，恰恰取決於後者。
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歷史警告不能換算成戰爭機率
艾利森教授研究過去五百年的十六次大國權力競爭，其中十二次以戰爭收場。這組案例提醒我們，力量變化容易放大恐懼，卻不能直接換算成今日美中開戰的機率。哈佛貝爾弗中心的研究說明也明言，研究目的在探索現象，而非提出歷史鐵律；艾利森今年二月在慕尼黑更說，結構力量決定七到八成，其餘靠人的選擇。四個沒有開戰的案例，本身就否定戰爭必然發生。
核武、全球供應鏈與共同環境風險，使今日世界不同於古希臘，但這些差異不會讓誤判消失。核威懾提高全面戰爭的代價，未必阻止低強度施壓；經濟互賴增加衝突成本，也能成為出口限制、制裁與封鎖的工具。共同利益提供克制的誘因，不能替代實際的危機處置程序。北京要求美國不要把中國崛起視為必須壓制的威脅，有其政策邏輯；同樣需要回答的，是中國如何使用擴大的力量。跨越陷阱需要雙方約束行動，不能只要求對手修正認知。
峰會已有成果仍須查驗落實
九月川習華盛頓峰會確實達成一些具體成果。依中國商務部九月二十八日說明，雙方將吉隆坡經貿安排中部分關稅及非關稅措施的暫停期限，延長至二○二七年一月十日；另就各約三百億美元產品的對等降稅達成共識，約九成產品降至最惠國稅率，須完成各自國內程序後同步實施。這為企業爭取時間，但尚不足以保證長期的政策可預測性。
人工智慧的進展也不能抹去。美中已同意建立對話及雙邊事件溝通渠道，何立峰與貝森特擔任各自牽頭人，已進行首次對話，下一次約定在十一月底前舉行。因此，說相關安排仍停留在提案階段，不符合已公布的進度。真正需要追問的是運作細節。白宮稱這套安排為「超級智慧」對話，中方則使用人工智慧名稱；措辭不同不必然代表實質衝突，卻值得核對風險範圍是否一致：什麼情況必須通報，由誰接收，多久回覆？華府智庫的評估是，通報門檻尚未定義，兩國都還需要專職的幕僚系統來篩選事件。因此，已同意設立渠道，與渠道已啟用並經過測試，仍屬不同階段。
軍事領域亦然。中方九月二十六日公布的是兩軍同意盡快締結危機溝通與預防諒解備忘錄，華府尚未公開證實，尚不能僅憑成果清單認定新安排已投入運作。判斷「護欄」機制校園是否成形，應依序核對政治共識、正式文件、作業程序與實際演練。公開資料沒有交代的細節，既不能逕自認定存在，也不能斷言不存在。
有期限的共存需要完整的程序
所謂美中「有期限的競爭共存」，是指穩定仍高度依賴雙方領袖定期續約與重新議價。但短期協議本身也能構成規則，長期協定同樣可能遭到違反或中止。把契約與規則截然二分，反而遮蔽真正的差別：承諾是否明確，違約是否有成本，關係惡化時是否仍能執行。峰會之後若只留下下一次峰會的日期，穩定便容易隨政治氣候起落；若能留下固定窗口、事件分級、回覆期限及事後檢討，短期協議也可能逐步累積制度信用。檢驗美中共存的標準，應是雙方最不信任時還保留多少協作能力。
美中並非從未建立軍事安全規範。二○一四年，雙方簽署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與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的諒解備忘錄；二○一五年又完成空中相遇安全與危機溝通附件。問題在於，雙邊軍事安排能否充分涵蓋海警、民兵與無人載具，以及它們同時活動時的責任歸屬。海上碰撞若伴隨網路攻擊或假訊息，誰有權判斷事件性質？聯絡窗口能否直接聯繫決策者？通話之後，又由誰命令現場停止危險動作？台海是美中最危險的摩擦點之一，南海也可能出現情勢升高。北京的主權主張不能取代事故處理，美國的戰略模糊也不能回答所有現場問題；避免碰撞與救援合作，應有不以解決政治爭議為前提的協調空間。
政治噪音之下仍有制度延續
另一種誤判，是把美國的政治喧囂當成競爭政策必然隨換屆歸零。華為列入實體清單始於川普第一任，先進運算晶片管制在拜登任內推進；對外投資安全規則於二○二五年一月生效，目前仍由財政部執行。政策工具逐步累積，其範圍與力度則可能隨政府調整。這種連續性與波動可以同時存在。北京若只看關稅讓步，可能低估科技與投資限制的持續性；華府若只看中國經濟困難，也可能低估其承受成本的能力。危險往往出現在雙方都相信對手最後會退讓，而自己可以再施壓一步。領袖會面能確認談判意願，常設程序則處理事故發生時是否來得及溝通；外交表態越容易轉折，固定聯絡與資訊核對就越重要。
歐洲的反應顯示經濟引力也有反作用力
中國的市場與製造能力確實帶來影響力，卻不會自動換成各國對其政策的接受。十月五日，法德領袖致函歐盟執委會提議建立快速貿易反應工具；七日，歐洲議會以四五四票贊成、八十六票反對、一一○票棄權，通過要求對中採取更強硬行動的報告。提案與議會表態不能直接當作執行命令，但已顯示政治壓力。歐洲的關切涉及補貼、市場准入、關鍵原料依賴與中國對俄羅斯的支持，不能全部歸因於追隨華府，也不能只說成對中國出口成功的嫉妒；當調整成本集中到特定地區與勞工，反制就有自己的政治基礎。這對美中共存同樣適用：北京不能只強調自身成長帶來的機會，華府與歐洲也應交代限制措施的依據、範圍及調整程序，避免讓經濟安全成為無限擴張的理由。
台灣需要能形成戰力的安全承諾
對台灣而言，美中競爭共存的品質，會具體反映在防衛能力與政策空間。一百四十億美元的新一批對台軍售至今仍未獲川普批准。各方解釋並不一致：川普自己曾稱軍售是與北京交涉的籌碼，眾院議長強生則歸因於中東局勢，華府官員十月初稱總統將在「相當短的時間內」決定；駐美代表俞大㵢的回應是「進度顯然可以再快一點」。與此同時，新造F－16戰機已抵台，說明新案待決與舊案交付可以同時發生。軍售應逐案區分政治批准、正式通知國會、發價與簽署、生產交付、訓練及戰力形成；單一節點前進不代表整案完成，某案停滯也不表示所有合作中斷。台灣需要要求合理的進度說明，並為延誤準備替代方案。
更根本的判準是：美中降溫是否也降低台灣遭受脅迫的程度？如果兩國避免爭議的代價，是台灣防衛能力與選擇空間持續縮小，就不能把表面的安定等同安全改善。危機管理應限制危險行動，也應防止強者把壓力常態化。
讓台灣成為風險處理的參與者
台灣應提出可供合作的具體方案。在人工智慧安全領域，可透過研究機構、產業與夥伴政府參與事故分類及通報標準；涉及台灣基礎設施的事件，應爭取資訊轉達與緊急聯絡安排。這不等於取得美中談判席位，卻能減少攸關自身的風險在討論中被遺漏。軍事與海上安全則須保留多條溝通路徑：與美日完善緊急聯絡及資訊核對，同時持續尋求與北京處理救援、碰撞等具體事件的渠道。夥伴協調能增加應變能力，無法取代當事者間的聯繫；直接溝通也不應以完全接受對方政治主張為代價。台灣還須以可信的防衛能力提高動武成本，以穩定政策減少誤讀，並為降溫保留出口。
修昔底德陷阱不是命運，跨越陷阱也不會僅由兩位領袖的交易而宣布完成。美中已建立的規則安排值得肯定，但尚未證明有效的部分仍須持續追問。而台灣需要的和平，是危機來臨時仍找得到人、核對得了資訊、制止得了危險行動，也容許台灣維持自衛與表達利益。最後，護欄是否存在，終究要看最需要它的時候，能用不能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