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十月十七日，法國大規模示威從教育條件與生活壓力出發，部分地區出現縱火、搶劫與警民衝突。路透社引述內政部估計，全國約五十五萬人參加，法國總工會的估計則達八十萬。面對街頭動盪與近年極右翼的擴張，歐洲政治遭遇的問題愈來愈清楚：當政府無法讓人民相信生活可以改善，誰能提供保護、又將保護誰，就成了政治競爭的核心。
這兩種現象有共同背景，卻不能直接畫上等號。要求改善學校、增加住宅與維護公共服務的示威者，未必支持排外政黨。政治上真正關鍵的，是這些不滿如何被解釋，又由誰將它們轉化為選票。
失去掌控的感受，不會自動變成選票
義大利思想家馬爾西利（Lorenzo Marsili）在二○二四年的文章中提出「疲憊的民族主義」，將歐洲右翼的擴張放進全球權力轉移的歷史。他認為，當歐洲逐漸失去左右世界的能力，民族國家便被重新想像成可以恢復歸屬、秩序與尊嚴的避難所。
這個觀點捕捉到了傳統景氣分析容易漏掉的情緒。人民衡量生活，不只看收入，也看自己的工作是否受到尊重、居住的地方是否仍有前途，以及子女能否過得更好。即使眼前沒有失業，當人們發現重大變化總由遠方的市場、戰爭或政治決定，自己只能承擔後果，失去掌控的感受仍然真實。
但若進一步認為經濟、移民與氣候政策都只是表面原因，便把歷史洞見推得太遠。國際地位下降不會直接變成選票。它必須透過具體的生活經驗，再經政黨與媒體的解釋，才可能形成支持極右翼的理由。這中間每一個環節，都有不同的政治選擇。
就業創新高，生活未必有保障
尤其不能以高就業率否定經濟不滿。歐盟二○二四年二十至六十四歲人口就業率達百分之七十五點八，確實創下高點；歐洲統計局同時顯示，二○一○年至二○二四年，歐盟房價累計上升百分之五十三，租金上升百分之二十五。這些數據不能直接證明右翼得票的原因，卻提醒我們，就業與生活保障必須分開衡量。
對租屋青年而言，找到工作之後能否負擔獨立生活，才是切身問題；對工業城鎮而言，全國經濟成長也未必能彌補工廠關閉與地方商業衰退。通膨率下降，只表示價格上漲得比較慢，並不代表帳單回到從前。政府若用平均數字回答具體困境，容易加深人民不被理解的感受。
疫情期間的公共支出擴張，也不能證明緊縮壓力已經消失。歐盟理事會在二○二四年七月，即對法國、義大利、比利時等七國啟動過度赤字程序。國家可以一面增加產業或國防投資，一面限制其他支出。判斷人民是否受到保障，必須追問資源流向何處，以及哪些群體承擔了調整成本。
經濟與文化，不是二選一
學術研究也不支持把經濟與文化切成兩個互斥答案。吉德隆與霍爾分析二十個已開發民主國家的調查，發現較低的主觀社會地位與支持右翼民粹政黨相關。他們提出，收入、工作保障與文化評價的變動，可能共同產生地位焦慮。這提供了一條理解右翼支持的途徑，卻沒有證明選民全都出於對帝國榮光的懷念。
氣候政策同樣涉及分配。再生能源有降低部分發電成本的潛力，但住宅改造、設備更新與交通轉型，需要先支付費用。有資產、有融資能力的人，往往較能利用補貼；租屋者與資源不足的家庭，則可能難以取得同等好處。政策若只說明長期收益，卻沒有安排眼前負擔，反對者便有空間把轉型描述為精英要求他人付出的代價。
移民議題也需要更細的分析。移民較多的大城市，極右翼支持未必較高，不能據此判定移民議題沒有作用。城市與鄉村在教育、年齡、職業及人口流動上本來就不同；日常互動、短期大量過境與媒體呈現，也可能帶來不同感受。
施泰因邁爾對二○一五年上奧地利的研究發現，難民大量過境的地方，極右翼得票增加；接收難民並形成持續互動的地方，則出現相反效果。這項結果不能推廣為全歐洲的定律，但清楚說明，接觸方式與地方承載能力，比單一人口比例更值得研究。
地方居民對住房、治安與公共服務的疑慮，需要政府具體回答。若主流政黨把所有疑慮都當成偏見，就可能讓極右翼取得解釋問題的主導權；但把公共投資不足全部歸咎於移民，同樣會掩蓋政策責任。這場競爭的關鍵，在於誰能提出可以改善生活、又不以排斥特定群體為代價的方案。
不滿往哪裡去，取決於誰來動員
因此，歐洲右翼的力量不能只從「有多少人感到不安」推算，還要看政黨如何動員。住房短缺可以導向社會住宅改革，也可以變成排外訴求；產業衰退可以促成區域投資，也可以被用來支持封閉市場。同一種不滿，經過不同的組織與政治解釋，會走向不同方向。
此次法國抗議正凸顯這一點。對教育與生活條件的不滿，一旦被縱火和搶劫畫面蓋過，公共討論就可能轉向誰能恢復秩序。強調治安的政黨因而可能取得優勢，但這仍是需要觀察的政治效果，不能先行宣布極右翼已從抗議獲利。
政府必須追究暴力，也必須區分和平示威與犯罪行為。如果只用治安手段處理社會訴求，原有的不滿仍會留下；如果運動組織無法制止破壞，也可能讓自己的要求失去支持。民主政治的難題，是在保障抗議權利與維持公共秩序的同時，讓造成抗議的政策問題持續受到檢驗。
疲憊，不等於溫和
「疲憊的民族主義」還有一項概念上的限制。民族主義可以包含民主自主與公民團結，也可能主張以族群界線決定誰值得受到保護。極右翼之所以值得警惕，涉及它如何對待少數群體、政治異議與權力制衡。若只剩民族主義這個大標籤，這些差異反而容易消失。
政治學者穆德對民粹激進右翼的分析，重視本土排外主義、威權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結合。它們未必拒絕選舉，卻可能將選舉勝利理解為不受限制的多數授權。支持限制移民的選民當然不能全部歸入極右翼；判斷一個政黨，仍須看其政策與行動如何影響平等權利及民主制度。
同樣，疲憊也不表示溫和。一個自認正在失去地位的群體，可能更容易接受強人承諾，要求壓制異議或排除外來者。民族主義採取防衛語言，並不能保證它的政治後果具有克制。
這也使「歐洲衰落」需要更精確的界定。歐洲相對於其他地區的影響力下降，與歐洲人的生活必然全面惡化，是不同命題。若用文明興衰解釋一切，就難以回答為何不同國家、地區與選舉出現不同結果。歷史背景提供限制，制度與政策仍然影響社會如何回應。
能力要靠合作，合作要有授權
馬爾西利最值得保留的提醒，是歐洲民族國家的能力與所面對問題的規模，已經出現落差。德拉吉二○二四年的競爭力報告估計，歐盟為實現相關目標，每年需增加七千五百億至八千億歐元投資。能源、科技與安全能力的建設，都涉及跨國資源、基礎設施與長期協調。
這裡存在民族主義的政策矛盾。它承諾把決定權拿回國內，但如果因此削弱共同採購、跨境能源建設或市場整合，各國面對大國與跨國企業時，實際選擇可能更少。法律上保留更多否決權，不必然換來更大的治理能力。歐洲要降低對外依賴，需要說清楚哪些事情可以自行處理，哪些必須共同完成。
然而，更深的歐洲整合也不能只靠專家背書。共同投資的收益如何分配？弱勢地區能否受益？決策由誰授權，失敗由誰負責？如果整合只意味人民必須接受更多來自遠方的要求，而缺少參與和追責，它同樣可能強化失去掌控的感受。
讓保護的承諾重新可信
能夠持續的戰略自主，必須有社會支持。政府不能要求民眾為安全、產業與能源轉型承擔成本，卻不說明不同收入、世代與地區如何公平分擔。維持醫療、教育與住房保障，有助於人民承受必要的調整，也讓合作政策具有較穩定的民主基礎。
對台灣而言，歐洲的經驗提示了公共治理與國家安全的連結。面對外部壓力，政府若只要求團結，卻無法交代生活負擔、政策成效與責任分配，就難以長期維持支持。外部風險愈高，內部的公平與信任愈需要具體制度支撐。
歐洲街頭抗議與極右翼擴張之間，最值得追問的，是保護承諾如何失去可信度，以及誰接手了這個承諾。能夠回應不安的政治，必須讓人民看見住房、公共服務與轉型政策的改善，也讓人們有能力參與決定自己的未來。當民主政府無法提供這種經驗，民族主義就更容易讓選民相信，只有縮小共同體、排除某些人，才能重新取得安全。歐洲能否改變這個方向，將取決於它能否把共同治理的能力，轉化為人民實際感受得到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