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月前，才40的顧舒結束了十餘年的大學教師工作，有人問她原因，畢竟就學術界來講，40歲「正當少年」。
但在她心裡，有更深的憂心，作為一位文科的大學教師，她的學科不被學校重視，曾滿懷熱情投身教學的顧舒也日漸倦怠，每年她需要將知識裁剪成適應學科體制和學院授課模式的碎片，一年一年地重複。這位研究者自覺陷入功利的泥淖，不利於發表的寫作和嘗試都被視作「無用」。
顧舒做過妥協，為了職稱，為了金字塔的攀升，她焦慮不堪，最終還是失敗。2023年，她決定離開學術界。
不止顧舒，根據鳳凰網報導，事實上有不少博士、博士後和年輕科研人員，不是已離開學術界，就是正準備離開。情況與顧舒大同小異。
過去10多年年，大學大量開設博士課程，博士招生規模實現巨大歷史擴張——2023年，中國博士在讀人數56萬，是十年前的兩倍。博士生的供過於求，許多人的出路晦暗不明。
而部分研究也指出，對於當前大學和研究機構40歲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員來說，薪資低，生存壓力大是人才流失的主要原因。還面臨教學科研經費短缺、工作負擔重、工作時間長、晉升機會少等問題。
相比其他訪談對象，顧舒做出離開的決定更加艱難。2023年晉升副教授失敗是壓倒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顧舒每年都在發表論文，她以為自己不用為數量苦惱。但臨近評選，晉升標準一再更改，她在國外讀的博士，根據學校晉升政策，她刊發在國外期刊的論文也不被承認，「意味著我讀博時積累的文章也作廢了」。
讓她放棄職業的另一個原因是，隨著AI的誕生，她所在的語言學科近幾年遭遇了巨大的衝擊。全球範圍內，大學文科專業裁撤，經費縮減，人們年復一年地討論「文科是否衰落」，最直觀地影響年輕人的專業選擇。
大陸對文科研究的時效性要求很高。也因此，申請課題成為她的弱項，別人的課題大都以自己的博士論文為基礎，但顧舒的申請存在致命弱點——「別人一聽就覺得太舊了」，她也很難快速拿出一個完全嶄新的、能夠符合潮流的題目。
「我們的科研秘書甚至經常開玩笑說，你何必那麼在乎出版社，出了也沒人看，你們寫的學術論文，可能博士論文答辯之後，一輩子被人翻過兩次就很不錯了。那麼我就會困惑和質疑，我有必要花這麼多時間和生命做這些嗎？」
35歲的柏圖是在香港拿到博士學位的，她的專業方向是電腦科學，但她並沒有投身學術界。
柏圖尋找工作的過程並不算順利，直到她的豆瓣日誌獲得關注，並通過第五次徵文大賽初選，她開始寫專欄。2019年，她拿到了第一份工作，彼時，不管她的意願如何，已經無法回到學術界。
柏圖前後更換了三份工作，拿到了理想的薪水，最新的工作讓她滿足，甚至找回一點當年願意投身科研的快樂鄉，又不需要陷入「打磨文章」的困境。
隨著進入學術界工作的門檻逐年提高，柏圖的建議是，「除非一個人有很多發表，肯定有希望留下來，那麼其他人都得做好離開的準備」。離開學術圈的人們大都表示，過去數年的學術生涯並非是一個彎路。
柏圖說，「我不後悔那六年。一個博士學位，給了我即使做三年家庭主婦仍然自信回歸『正軌』的底氣。如果不是這樣，我會比現在脆弱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