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
兩岸若要認真討論未來的政治安排，最難回答的問題，是人民在交付權力之後，還能如何要求掌權者遵守承諾。資訊可以更完整，宣傳可以更動人，協議也可以寫得更周全；但若承諾的解釋、修改與執行，最終仍由握有較大權力的一方決定，人民的疑慮就有制度上的根據，不能只以「受到誤導」解釋。討論和平方案，因此必須先區分兩件事：人民是否理解方案，以及方案是否值得信任。前者關乎資訊是否充分、敘事是否偏頗；後者關乎承諾由誰履行、權力如何受到約束，以及違約之後人民還能做什麼。充分知情可以改善判斷，卻無法替一項缺乏保障的承諾作擔保；社會在理解條件之後仍未接受，也可能是對風險的理性評估結果。
近一個多月來，我與一位在香港有多年法律實務經驗的美籍律師交換意見。他提出「敘事免疫」（Narrative Immunity）的構想，希望透過媒體問責、事實更正、雙語原始資料與批判閱讀，減少選擇性敘事對公眾判斷的影響；他也肯定我先前對「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提出的制度設計方向，包括分階段履約、獨立驗證，以及在不可逆行動之前備妥救濟。這場對話的價值，在於把討論推進到政治承諾如何從敘事到落實。然而，改善資訊環境究竟能建立多少政治信任，仍須釐清：人民可能因為資訊不足而誤判，也可能在充分理解之後仍認為風險過高。前一種情況需要查證與說明，後一種情況則需要改變權力配置、降低違約風險，或者尊重人民不接受的選擇。此外，我也曾從「共同演進」討論美中關係，指出共同演進不是自然律，而是政治選擇，並追問相互依賴的行為者如何在競爭中持續合作。敘事免疫與共同演進共同指向一個尚待回答的問題：當利益、領導人或力量對比改變，什麼能使今天的承諾在明天仍然有效？
這正是我要倡議「兩岸和平制度研究」的核心。在政治分歧、權力不對等與缺乏互信的條件下，推動研究兩岸和平制度設計，討論如何降低戰爭與脅迫的風險，並使台灣人民保有自由民主、基本權利與政治選擇。和平的可信度，取決於雙方承諾能否持續履行，以及確保能否約束最有能力改寫規則的一方。若必要條件尚未存在，即指出方案還不能取信台灣人民，同樣是研究的有效結論。尤其，政治承諾的困難，還在於它必須經得起時間考驗。即使締約時各方具有善意，權力移轉仍可能改變彼此的利益與制衡條件；領導人更替或政治危機，也可能使原先的承諾受到不同解釋。可信的制度因此必須回答：當遵守承諾變得不便，甚至與掌權者的利益衝突時，什麼力量仍能促使其履約？首先，本文將「敘事免疫」視為協助公民判斷的方法，進一步檢驗政治承諾的制度條件；其次，本文就雷默在新著《達爾文之鎖》及十一月二日《南華早報》的專訪中所提「共同演進」的觀點，來探討透過調整兩岸關係來管理分歧、減少衝突，錨定和平方向和達成構建兩岸和平制度的目標。
謹此聲明，本文以下提出的安排，僅是供公開討論的設計標準，並非任何一方已經接受的條件，也不表示現行法律已授權付諸實施。
香港經驗應接受完整的證據檢驗
二○一九年香港修例風波，經常被放進兩套相互排斥的敘事：一套把變局歸因於外部勢力介入，另一套則主要從內部治理與政治權利理解。分析若從選邊開始，證據便容易淪為替結論服務的材料。
國際媒體的編輯取向、跨國組織的活動與外部資金，都可以、也應該查證。但與「存在境外往來」「造成實質影響」與「主導局勢發展」，是不同層次的判斷。國籍不能證明操控，資助關係不能直接證明指揮關係；即使某個行動者具有介入意圖，也還須說明其行動如何產生可辨認的效果。中國外交部於二○一九年十二月二日宣布，制裁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等五個美國非政府組織，並指控它們在修例風波中扮演負面角色。這份紀錄證明官方曾採取制裁並提出指控，卻不能單憑宣告本身，就完成對事件成因的證明。若要判定外部影響的程度，仍須追查款項用途、決策聯繫、行動時序與影響範圍，並比較其他解釋。
同樣需要檢驗的，還有政府政策與危機處理、社會經濟條件、身分認同、政治參與管道、抗爭策略，以及北京的決策。不能因為反對外部勢力論，便認定內部因素足以說明一切；也不能以存在外部影響為由，免除治理者對政策後果的責任。主張某項因素是主因，須提出資源如何轉成行動、影響規模多大，以及排除其他解釋的證據。影響事件的因素可以不只一個，各自有多重要，應由證據決定。
對司法個案，也應採用同一標準。二○二六年九月十日，香港東區裁判法院就記者鄭嘉如私人檢控前僱主道瓊斯出版（亞洲）公司的案件，裁定阻止或阻嚇她行使工會權利的控罪成立，另一項因工會活動而解僱的控罪則不成立；裁判官認為，公司要求她參選記協主席前須先取得同意，是阻止她行使權利的計算之舉，但無法排除解僱出於架構重組。兩項裁決處理不同的行為與證明問題，不能合併寫成「法院認定她因參加工會遭非法解僱」。這項裁決顯示工會權利在該案中獲得司法保障，應予承認；但它既不能否定《華爾街日報》的全部報導，也不能替其他案件或整套政治制度背書。反過來，對香港政治環境的批評，也不能成為拒絕承認個案裁決的理由。把局部證據擴張成對整個司法制度的判斷，或選擇性地忽略不利資料，都會削弱公共判斷；真正嚴格的分析，必須容許同一制度在不同領域呈現不同的裁判結果。
敘事免疫應保護判斷能力與質疑自由
在我們的討論中，「敘事免疫」提出三個值得保留的問題：未呈現什麼？誰受益？是否容許懷疑？這三問應一體適用於政府、反對派、國際媒體，也適用於聲稱自己正在揭露真相的人。
「誰受益」可以提示查證方向，卻不能取代因果證據。某個國家從動亂中取得戰略利益，不代表動亂由它策劃；某篇報導符合特定政治利益，也不代表報導內容必然虛假；存在資金或組織往來，更不能直接證明它們造成政治結果。反過來，揭露了某家媒體的偏見，亦不等於與它對立的說法就自動成立。每一項主張，都要承擔自己的證明責任。一致的證據標準，也不等於結論必須各打五十大板。不同材料的可靠性、完整性與可反駁程度，本來就可能導向不同評價；所謂公允，是讓結論受到證據約束，而非預先分配各方應得的責任比例。
「是否容許懷疑」則須落實到發言者的處境。質疑者能否取得資料、提出異議、挑戰權威結論而不遭不當懲罰？當新的證據推翻原先說法時，制度是否容許公開更正？若只有接受預定政治答案才算具備判斷力，公民教育本身便成為需要檢驗的敘事。因此，衡量敘事免疫的成效，應看人民是否更能比較證據、獨立判斷，也更有能力修正自己的看法並保有異議。人民在了解一項方案之後仍然反對，可能是教育成功的結果，不能一律視為教育尚未奏效；若「免疫」最後變成對特定方案不再懷疑，它便失去原有意義。能夠自由說不，是辨識與理解真正發生的重要條件。
媒體問責須以編輯自由為界
媒體擁有影響公共判斷的力量，自然應接受批評、查核與依法追究。但新聞倫理、公共批評、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不能混用同一套門檻。報導有偏向，未必就是違法；存在可依法歸責的侵害，也不能只以新聞自由迴避責任。要求媒體負責，需要把責任連結到具體行為與法律要件，區分事實錯誤、評論、資訊遺漏與動機揣測。
外國媒體、本地媒體與官方傳播機構，都應接受一致的事實檢驗；至於各自負有何種法律義務，則須依其行為、身分及適用法律判斷。不能依國籍決定誰須接受查證。跨境送達或訴訟困難，可以討論明確而有限的處理方式，卻不能藉由程序負擔篩選政治立場；出版機構的責任，更不能僅因某人擔任在地聯絡人，就自動轉成他的刑事責任。政府與官方媒體，同樣應承擔提出證據及更正錯誤的義務。
「答辯權」與「更正權」尤其需要區分。要求媒體為受批評者提供回應版面，與要求更正已被證明的不實陳述，目的及干預程度並不相同。即使只增加內容、不刪除原文，強制刊登仍可能干預編輯選擇；由法院作成命令，也不會使這項干預自動消失。美國最高法院一九七四年的「邁阿密前鋒報出版公司訴托尼洛案」便指出這個問題：法院一致認定，佛羅里達州要求報紙免費提供版面供受批評的政治候選人答辯，違反憲法第一修正案，問題不只在增加成本，更在政府介入新聞內容與版面的選擇。這項判決也有其界線。布倫南大法官的協同意見，由倫奎斯特大法官加入，特別保留了針對已證明之誹謗性不實陳述、要求刊登撤回聲明的法律問題。因此，不能說法院已否定所有更正制度，也不能把這項保留當成對相關制度的合憲背書。美國判例提供的是比較與警惕，香港措施是否合法，仍須回到香港的法律判斷。
《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保障言論、新聞與出版自由；第三十九條則規定，相關人權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條款繼續有效，並經本地法律實施。《香港人權法案》也保障意見與發表自由。然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七條的直接約束對象，是政府、公共主管當局及代表它們行事的人，不能據此推導出私人媒體普遍負有刊登答辯的義務。若要設計更正機制，應先區分事實錯誤、評論意見、資訊遺漏與動機推測；遺漏是否造成實質誤導，須放回完整語境判斷，沒有採納某一方的觀點，不能直接視為違法。我主張優先考慮自願更正、公開異議與獨立申訴；涉及強制措施時，則須明定事實爭點、舉證責任、裁決程序、上訴與救濟，檢驗其必要性及比例。法院可以救濟權利侵害，卻不宜成為替政治立場分配篇幅的總編輯。
這些要求與和平制度直接相關。獨立媒體、公民團體與研究者，是發現違約、保存證據與追蹤補救的重要渠道。香港《蘋果日報》於二○二一年六月停刊，《立場新聞》於同年十二月停止運作，是可以查證的事件；這不足以證明所有獨立報導已經消失，卻使一個制度問題更為迫切：當多元報導與揭露管道減少，誰能及時發現違約、保存證據，並讓受影響者的經驗進入公共討論？即使設有驗證委員會，仍需要記者、律師、研究者與公民團體提供線索、質疑結論。媒體問責若使揭露者更難發聲，便可能削弱政治承諾的可驗證性，也削弱人民判斷承諾是否仍被遵守的能力。
公開資料不能代替違約救濟
建立雙語原始資料庫，是兩岸可以先做的工作。法律文本、政策承諾、會議紀錄、裁判與執行資料，都應標示來源、版本與修改紀錄；當事人證言及反方材料也應收錄，讓讀者知道哪些是官方主張、哪些是個人經驗，哪些仍有爭議。翻譯應能對照原文，不能在轉述中悄悄改變法律意義。
但資料愈完整，並不保證承諾愈可靠。透明讓違約較容易被發現，能否阻止違約，還取決於違約者必須承擔什麼後果。若掌權者願意承受聲譽損失，或者受影響者根本沒有救濟管道，公開紀錄雖能保存證據、促成問責，仍未必足以阻止傷害持續。這正是公開資料、獨立驗證與有效救濟的差別：公開資料提供檢查的材料；獨立驗證協助確認履約事實；救濟制度則決定權利受到侵害時，誰能下令停止、如何修復，以及拒不履行要付出什麼代價。三者需要連接，卻不能相互替代。
若設立驗證機構，其獨立性就不能只寫在名稱裡。成員的產生、任期與迴避，經費的保障，取得資料的權限，證人的保護，以及公布少數意見的自由，都須事先確定。涉及保密資料，可以採取受控查閱，但不能讓受監督者自行決定哪些關鍵證據永遠不得檢查。驗證也不等於裁判：專家查明事實，未必有權認定法律上的違約；有權作成裁決，也未必能讓裁決落實。因此，方案必須另行交代管轄範圍、證明標準、暫時措施、執行責任，以及拒絕調查或拒不履行的後果。國際仲裁、外部保證或制裁，都涉及各方同意、法律授權與實際能力，不能因為被寫進草案，就被當作已經存在的保障。
保障本身能否被單方改寫，也必須接受檢驗。若受監督者可以撤換調查人員、削減必要經費，或在爭議發生後縮減裁決機關的權限，原先的獨立性便可能失去作用。任命、撤任、預算與規則修改的權限，應與履約義務一併公開，讓人民看得見保障在何種條件下可能失效。
共同演進是政治選擇，不是自然律
思考美中關係容易陷入兩種危險。一種把戰爭視為不可避免，敵意因此可能自我實現；另一種假定深度相互依賴足以保證和平，把合作的必要誤認為和平的保證。曾提出「北京共識」的雷默，在新著《達爾文之鎖》及十一月二日《南華早報》的專訪中重提美中「共同演進」說，以「專性互利共生」比喻兩國的深度相互依賴，主張雙方在競爭的同時，仍須就核擴散、人工智慧安全等共同風險合作。這個主張並非新創：雷默二○一○年已討論美中共同演進，季辛吉二○一一年的《論中國》也有相關表述，主張透過調整關係來管理分歧、減少衝突。
共同演進提供了一種理解持續互動的視角，卻沒有預定的和平方向。演化本身沒有內建的和平目標：彼此適應可以形成合作，也可能使軍備競賽更加激烈。一方加強防禦，另一方加速突破，雙方都認為自己追求安全，結果仍可能更加不安。把共同演進當成趨勢來等待，與把戰爭當成宿命來準備，錯誤的方向相反，忽略制度條件的毛病卻相同。
相互依賴也可能形成脅迫
法洛與紐曼的「武器化相互依賴」研究進一步說明，金融、資訊及供應鏈網絡中的關鍵位置，可以成為蒐集資訊或阻斷他方接入的工具。相互依賴既可能提高衝突成本，也可能集中施壓能力；合作利益並不必然對稱，切斷合作的損失也不一定平均分配。各國正在據此行動：二○二五年七月，美國國防部與MP Materials合作，以投資、貸款與長期採購保證擴大美國本土的稀土磁鐵供應鏈，就是降低對關鍵節點依賴的例子。經貿聯繫不能保證穩定，它本身就是被爭奪的籌碼。
放在台海，這意味著不能只問交流總量是否增加，還須問依賴集中在哪些節點、誰掌握替代選項，以及中斷往來時誰承擔較大損失。台灣的先進半導體具有戰略價值，但這種優勢會隨技術與產能布局改變；安全必須建立在民主、防衛能力與社會韌性之上，不能寄託於他人對台灣晶片的依賴。經貿利益有助於維持和平，前提是它沒有同時削弱一方拒絕不利條件的能力。
同樣地，美中之間形成穩定安排，也未必等於台灣得到可靠保障。若穩定的代價由台灣承擔，例如限制台灣的防衛選項，或在台灣缺席的情況下就其政治前途達成交易，而台灣人民無法參與規則形成，兩強的合作仍可能加深弱勢一方的不安全。制度研究因此必須追問：合作如何分配權利、成本與風險，受影響者是否具有真正的參與及救濟能力。
當協議本身改變權力分配
費倫對戰爭的理性解釋指出，即使存在各方都認為優於戰爭的安排，行為者仍可能因為無法可信地承諾未來履約而陷入衝突。資訊不足與承諾不可信是不同問題：前者可以嘗試透過揭露及溝通改善，後者涉及即使彼此知道條件，仍擔憂對方日後有能力、有誘因反悔。
兩岸政治安排尤其須面對一種更尖銳的情況：協議的執行本身，就可能改變未來的權力分配。若一方先交出防衛能力、政治權限或其他重要籌碼，另一方卻保留單方面解釋、修改乃至撤回保障的能力，履約過程就可能使原本的承諾更加難以維持。今天能談成協議的力量條件，未必會在協議實施後繼續存在。因此，只證明目前領導人有善意並不足夠。可靠的安排，必須能在領導人更替、經濟衰退、安全危機與力量差距擴大時，仍提供守約誘因及可用救濟。研究要檢查的，是違約收益是否可能超過成本，受損一方是否還保有主張權利的資源，以及制度能否處理最有權力者不願配合的情形。
這也說明和平制度研究不能以簽署協議為成功的唯一標準。設計得當的制度，可以讓合作更容易；辨識出無法彌補的保障缺口，也可能要求延後、修改或拒絕安排。制度並無法消除所有風險，研究應要交代剩餘風險由誰承擔，而非以「制度保證和平」而遮蔽它。
香港的關鍵啟示在權限配置
香港經驗對台灣最有意義的檢驗，是自治保障遇到中央權限時，爭議由誰處理，救濟又能走到哪裡。問題在於誰解釋承諾、誰修改規則、誰對爭議作最後裁決。
《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將解釋權賦予全國人大常委會，同時授權香港法院在審案時自行解釋自治範圍內的條款，也容許法院解釋其他條款。但若審理案件需要解釋中央管理事務或中央與香港關係的條款，且該解釋影響判決，便須在作出不可上訴的終局判決前，由終審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解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後，香港法院引用相關條款須以該解釋為準，此前作出的判決不受影響。自一九九七年以來，人大常委會已五度解釋《基本法》；一九九九年的居港權釋法，更使終審法院在吳嘉玲案所採的解釋自此不再適用於其後案件。
第一百五十九條則將修改權賦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修改提案權分屬人大常委會、國務院與香港特區。香港自行提出修改議案，須取得香港地區全國人大代表三分之二多數、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及行政長官同意；這些是香港提出議案的門檻，不能擴張解釋為香港對所有修改均有否決權。該條同時要求，修改不得牴觸中國對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這些規定一方面表明，香港法院具有實際的法律解釋空間；另一方面也說明，終審權不等於對所有憲制爭議都握有最後解釋權。評估制度時，須同時看見保障與權限邊界，不能只摘錄其中一面。
若將這個問題放入台灣方案，便不能停留在「高度自治」「權利不變」或「司法獨立」等原則，也不能停留在增加幾項保障文字。必須進一步說明：中央權限如何列舉，未列舉的權限歸誰，國家安全例外由誰認定，基本保障可以透過何種程序改變，以及掌權者與人民對承諾的理解不同時，由誰作出具有拘束力的裁決。解釋規則的一方是否同時也是被指控違約的一方？拒絕裁決或以緊急狀態暫停保障，會產生什麼後果？若最強的一方仍能自行決定保障的邊界，制度的約束力就有根本限制。
最需要測試的，正是最有爭議、最牽涉權力的情況。日常商業或勞資案件能獲救濟，具有真實價值；但政治安排是否可信，還須檢查有無同樣的保障，在中央與地方發生重大分歧時能否繼續運作。這不能只靠善意推論，也不能只憑權力不對等就預判每一個案件，必須回到具體權限與實際執行。台灣已有民主選舉、司法體系與公民自由；評估任何新安排，都應以這些既有權利為基準，逐項說明權力如何改變、人民得到什麼，以及保障失效時能保住什麼。抽象的繁榮承諾，不能抵銷無法恢復的政治權利損失；香港的經驗可以用來發現風險，卻不能代替台灣人民作決定。
三方承諾缺口具有不同的責任結構
台海的可信承諾問題至少涉及北京、台北與華府，但三者的缺口並不對稱。北京必須回答，保障能否持續約束自己，尤其在取得更大控制力之後，誰能阻止它片面改寫約定。若提出安排的一方同時擁有軍事施壓及最終解釋的能力，就更需要提出可被他方檢驗的自我限制。
台北的課題是民主授權與跨政府延續性。一屆政府不能替未來世代作無限授權，但充分揭露、公開審議及合法程序，也能讓承諾取得比領袖交易更穩固的基礎。民主的可修正性不應被視為必須排除的障礙；制度應預先處理政策調整、重新審議與義務變更，使延續與問責可以相容。
華府的安全支持則涉及政治意願、授權程序與資源投入。若由第三方承擔保證，必須說清楚觸發條件、具體義務、履行時限及所需能力。政治聲明、法律授權與實際可交付的支援，不能混為一談。保證人也有自身利益與國內政治限制，不能被預設為超然裁判，更不能代替台灣人民授權。
把三者放進同一分析架構，目的在辨認不同的失效機制，不是等量歸責。軍事脅迫與民主審議的規範地位不同；越有能力單方面改變局勢的一方，越應承擔限制自身權力的責任。要求弱勢者先交出保護自己的能力，以證明願意和平，正好迴避了最需要處理的承諾問題。
四種工具必須說清楚誰履行與誰執行
兩岸和平制度研究可以把承諾拆成四類制度工具。每一項都須回答誰負責、何時履行、如何查核，以及失效時怎麼辦。工具的名稱不是答案，關鍵在於它們是否改變了實際的權力與誘因。
第一是自我約束。將公開允諾落實為具體權限、程序、監督與公開說明義務，並限制安全例外的適用範圍及期限。但若承諾者能隨時自行解除限制，或所有例外都由它單方面判定，約束力便十分有限。研究須檢驗修改規則需要誰同意，以及被保障者是否有能力阻止保障遭到架空。
第二是有實際代價的履約擔保。共同項目、託管資金或分期提供的利益，可以使違約損及自身收益；但必須先交代資產由誰控制、何種證據觸發措施，以及措施是否確實可執行。不能拿人民安全、關鍵技術或不可恢復的政治權利作抵押。若只有較弱的一方先交出籌碼，所謂擔保就可能成為施壓的把柄。
第三是獨立查核、裁判與救濟。認定事實、判定責任與執行補救，是三項不同工作。查核者須有調查權、人事與經費保障，能保存證據並公布少數意見；裁判程序須有明確管轄與公正保障；補救則要有負責機關、資源與時限。如果被認定違約的一方能否決調查、結論及執行，機構就可能只剩紀錄功能。
第四是分期履約與核驗。下一階段的利益或義務，應取決於前一階段的履約及依法取得的授權。每一步都要預定誰先履行、由誰判定、何時可以暫停，以及爭議期間權力由誰保有。若分期只是讓同一項不可逆風險逐步累積，便不能因為步驟較多就認定較為安全。
這四類工具需要相互支撐。查核能發現違約，未必能迫使補救；擔保能提高代價，未必足以阻止高價值的違約；分期能限制進一步損失，未必能恢復已失去的權利。研究的責任是辨認各工具的有效範圍，以及它們共同失效時是否仍有最後的保障。最困難的反問是：若強勢一方根本不願接受有效限制，這些設計又有何用？答案不能是假定它終將同意。研究仍可區分哪些低風險合作具備條件，哪些政治安排尚無法成立，並具體指出欠缺何種約束。把政治上尚未接受的設計寫成現成保障，只是輕信的以願望替代可信承諾。
保障須在不可逆的權力移轉之前運作
「保障先行」的意義，在於關鍵的安全、權利與救濟機制，必須在不可逆的權力移轉之前開始運作，並以實際表現證明其可用性。不能要求台灣先降低自保能力，再等待對方證明承諾；也不能把尚未授權、尚無資源的外部支援，當作已經生效的保障。
分階段履約之所以值得討論，在於可以把下一步行動繫於前一步義務的完成，保留觀察、修正與停止的空間。每個階段都應列明義務、可查證的完成條件、觀察期間、認定程序，以及未完成的後果；前一階段是否履約尚有爭議時，後續權力移轉應如何處理，必須依事先確定的規則決定，不能臨時以維持氣氛或展現誠意為由，要求較弱的一方繼續交付。尤其要分清楚「停止下一步」與「收回已移轉的權力」：前者可以透過條件控制；後者涉及法律地位、人事任命、資料、組織及實際控制，遠比一句「得退出」困難。協議即使寫有退出條款，如果人民已失去自主選舉、司法救濟或獨立報導的能力，形式上的退出權仍可能無法行使；事後即使取得有利裁決，也未必能恢復原狀。因此，制度設計要說明可逆的是哪一部分、由誰維持回復能力，以及受害者能否在損害擴大之前取得暫時保護。
具體檢驗時，可以把爭議放進完整的處理流程：調查遭拒、裁決延宕或敗訴一方拒絕履行時，誰有權採取暫時措施，由誰執行，受影響者如何維持基本生活與行使權利？若每一步都必須再次取得被指控違約者的同意，救濟就可能停在最需要發揮作用的地方。事先寫明處理時限與替代程序，還須確認相關人員、經費及執行能力確實存在。這些措施也須防止濫用：暫停應限於相關義務，具有明確的啟動條件、期限與覆核程序，避免無限期中止成為另一種施壓工具；金錢賠償可以填補部分損失，卻不能當作剝奪選舉自由或人身權利的對價；對無法合理回復的移轉，必須如實揭露最壞後果，關鍵保障不足時，不啟動該階段也應是可以接受的結果。
保障的次序也決定合作應從何處開始？危機聯絡、人道救援、海空事故通報與有限的風險資訊交換，應當可以在不預定政治終局的情況下進行。窗口是否接通、訊息能否確認、回應是否及時、爭議能否查明，都能累積可觀察的履約紀錄；這些機制必須定期測試，不能只在氣氛良好時存在。例如，一份海空事故通報草案，可以事先約定聯絡層級、回應時限、證據保存及事實核對程序，並明定通報本身不構成對責任或管轄權的承認；若一方拒絕回應，仍須有替代窗口與可追蹤的處理紀錄。評估成效應看事故是否更快獲得釐清、誤判是否受到控制，而非只計算通話次數。這是可供討論的設計方向，不代表相關安排已獲各方接受。
低風險合作的成功，卻不能自動授權高風險的政治整合。通報機制有效，不代表司法終審或政治權限移轉也已有充分保障。每次深化合作，都須重新評估它會如何改變力量對比，以及原有的查核和救濟能力是否仍然足夠。防衛與社會韌性的制度作用，就在於維持人民作出自主選擇的條件，而非排除對話。這套設計仍有必須承認的極限：如果一方有能力單方面改變保障規則，卻無須面對有效制約，增加條文未必能解決根本問題。提出制度設計的目的，正是辨認哪些風險可以降低，哪些風險尚無可信的處理方式，而非把所有難題包裝成技術上終能解決。
從美中合作檢驗制度成效
這套標準不只適用於兩岸，也可以先用美中之間正在進行的合作來檢驗。美國商務部十一月五日宣布，把對「關聯企業規則」的暫停期延長至二○二七年一月十日，與九月延長的貿易休戰同一期限；這項措施仍有期限與適用範圍，它證明的是雙方願意暫時不使用某項工具，而不是工具已經廢除。十一月六日美國貿易代表署公布的經貿官員通話紀要，仍在敦促中方採取「具體行動、完全履行」先前關於農產品採購、稀土及關鍵礦產的承諾，並表示將持續監督；協議文本與實際履行之間的距離，正是可驗證、可延續兩項標準要量的東西。
人工智慧安全的對話管道也一樣。雙方同意建立事件通報的雙邊管道，但什麼事件須通報、由哪個機關負責、企業扮演什麼角色，都還沒有定義；管道存在，不等於機制運作。二○二四年美中領袖在利馬會晤時同意維持由人類控制核武器使用的決定，是少數已經說出口的共同風險承諾，它的價值同樣取決於後續有無核查與延續的安排。這些案例說明，合作不是沒有，缺的是把合作變成可查核義務的制度；美中之間尚且如此，權力更不對等的兩岸，更不能把承諾的存在直接當成承諾的履行。
台灣的現有權利與法律不能被略過
評估未來安排，應以台灣人民已經享有的民主選舉、司法制度與公民自由為起點。方案提出者須說明，哪些權力將被移轉，哪些權利可能受到限制，以及新的保障如何持續運作。經濟利益或避免衝突的承諾，也不能免除對這些問題的回答。
比較經驗也須放回各自的制度脈絡。德國統一可以提供比較，卻不能直接充當一國兩制的先例。東德於一九九○年三月十八日舉行首次自由的人民議院選舉；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人民議院以二百九十四票贊成、六十二票反對、七票棄權，決議依當時西德《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加入其適用範圍。這涉及既有民主憲政秩序的擴展，與兩種制度並存之下的權限及保障安排不同。可以比較的是人民授權、制度承接與程序，不能只因結果都被稱為統一，就忽略其差異。
台灣現行法律也有明確界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五條之三規定，政治議題協議須在協商開始九十日前提出締結計畫及憲政或重大政治影響評估；開啟協商與協議草案審議，均須達到全體立法委員四分之三出席、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同意的門檻；草案並須經全國性公民投票，有效同意票超過投票權人總額之半數，才得依程序簽署、換文與公布生效。更重要的是，同條禁止將主權國家地位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毀棄或變更，列為政治議題談判及協議項目，違反規定的協商或約定無效。這是實體限制，不能只靠達到表決門檻解除。政治上值得研究、實際上可能有效，以及法律上可以推動，是三種不同判斷；學術討論某種安排，與行政機關有權談判或簽署，是兩回事。如主張改變憲制基礎，就須另行提出充分的憲法論證與合法程序，不能以一紙政治協議或一次公投，視為越過所有法律限制的通行證。
自由選擇必須包括同意與不同意的可能
兩岸若要展開實質討論，首先應承認：參與討論不等於接受統一，提出疑慮也不等於拒絕和平。兩岸和平制度研究不預先替統一、獨立或任何共同政治架構背書；即使研究更深層的共同治理，也只是提出須接受檢驗的條件式方案。研究不構成談判授權，更不能代替人民作決定。人民有權在理解方案之後，仍基於風險判斷與制度偏好，自由選擇同意或不同意。
支持方案者須說明承諾為何可信，反對者提出事實指控時也應接受查證。但要求查證，不能變成反對者必須先提出完整替代方案，才有資格反對；提出重大權力變更的一方，負有說明必要性與保障可信度的責任。民主同意也不能縮減為簽署之前的一次表決，它還需要持續的資訊揭露、代表機關監督、權利救濟與合法的重新審議程序。
討論秩序也須有清楚界線。威脅、暴力或造假，應依具體行為與適用法律處理；尖銳批評、拒絕談判條件或反對方案，則不能一概視為破壞對話。軍事威脅或刻意施加的經濟懲罰若壓縮了自由選擇的空間，就不能僅以投票形式宣稱取得自由授權；至於個別行為是否違法、是否影響協議效力，仍須另依適用法律判斷。
以四項標準與五種壓力測試建立研究方法
要讓和平制度研究累積知識，必須把理念轉為可以檢驗、也容許反證的命題。我提出「可驗證、可延續、可參與、可救濟」四項評估標準。四種工具處理承諾如何履行，四項標準則檢查制度是否達到應有的保障，兩者不宜混為同一份清單。可驗證，要求區分宣示、啟動與完成，並有可取得的證據；可延續，要求安排具有合法授權、必要資源與檢討程序，能經受人事及政策變動；可參與，要求受影響者取得資訊、提出異議並參與規則形成；可救濟，要求違約後有可及時使用的澄清、補救與相稱回應，且救濟本身不侵害應受保障的人民。
在此基礎上，每項重要安排至少應接受五種壓力測試。領導人或執政黨更替時，義務是否持續；實力及依賴關係改變時，強勢一方是否仍受限制；重大安全事件發生時，緊急措施是否受到範圍、期限與審查約束；一方拒絕提供資料或接受調查時，查核與救濟能否繼續；外部擔保者降低投入時，哪些保障仍能自行運作。測試結果應記錄失效環節、受影響的權利、可用補救與剩餘風險，區分可以修補的缺口，以及足以阻止下一階段的問題。不可逆的政治權利損失，不應靠其他項目的高分抵銷；也不能用單一總分，掩蓋關鍵保障的根本缺席。
實證研究則可追蹤資料取得是否受阻、調查多久完成、裁決是否執行，以及危機過後權限是否恢復。交流次數、協議數量與短期好感度，不能單獨證明和平制度有效；即使情勢改善，也須檢查經濟、外部戰略及其他因素，避免把前後差異當成因果。比較兩德、歐洲整合或其他和平安排的價值，在於辨認成立條件與失敗機制，而非尋找可以整套移植的答案。
和平制度須有逐條檢驗的保證
務實的研究起點，是一份公開、可修訂的制度草案。每一項承諾都應列出義務主體、現行法依據、需要變更的規範、適用條件、履行期限、查核方式、爭議程序與違約補救，並說明成本由誰負擔、拒絕配合有何後果；清楚區分已同意事項、單方提議及未決爭議。支持者與反對者可以逐條回應，修訂則留下理由與版本，讓討論從判斷立場，轉向檢驗安排是否真正可行，讓社會判斷真正的分歧所在。
相關工作也可以形成承諾與履約資料庫、權限配置的比較研究、危機合作程序及定期壓力測試報告。資料須區分已確認事實、當事方主張與研究者建議；制度效果、法律可行性及價值取捨，也須分開呈現。哪些疑慮可以用新證據處理，哪些需要改變權力配置，哪些仍無法排除，應讓公眾清楚看見。維持現狀有風險，對抗也有成本，這些都應納入比較；但這樣比較不能省略各方案對權利、選擇與不可逆損失的影響，更不能把不接受某項方案等同於選擇戰爭。當必要的保障不存在，暫緩、修改或拒絕，都是可以正當提出的選項。
「敘事免疫」的價值，在於協助人民依據證據形成判斷，並在必要時修正立場；這項要求同樣適用於官方與媒體，也適用於分析者自己。「共同演進」可以為競爭中的合作保留空間。兩岸和平制度研究則要回答，這些可能如何轉為持續有效的權利與義務。它不以消除懷疑為成效，而以承諾是否經得起檢驗、掌權者是否受到約束、人民是否仍能主張權利為準。政治信任能否持續，取決於權力移轉之後，人民是否仍有能力追究違約；保障要能承受利益變動、領導人更替與重大爭議，而不能在雙方意見分歧時便停止運作。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若要取得台灣人民信任，必須說明保障如何在控制力擴大之後繼續約束承諾者，逐項交代承諾如何受到約束、違約如何獲得救濟、哪些風險仍未解決，並讓台灣人民在充分資訊、無脅迫及合法程序下自由作決定。和平不能只依賴強者願意履行的善意。值得追求的制度，應使守約有支撐、違約可處理，也使人民有能力要求補救，並始終保有拒絕不利安排的自由。而能讓最有權力的一方承擔可追究的義務，並讓當事方人民保有選擇的自由，政治承諾才具備值得信任的基礎；這也是把和平制度的主張轉化為可查核保障程序的唯一途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