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教育部部定副教授、前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部部主任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經濟領袖會議將於11月18日至19日在中國深圳登場,川普與習近平是否藉此展開新一輪外交角力,備受國際關注。就在美中準備展開新一輪外交角力之際,華盛頓對中晶片政策卻出現重大變數。輝達(Nvidia)創辦人黃仁勳(Jensen Huang)卸任後,長期主張嚴格限制先進AI晶片出口的國安鷹派趁勢反攻,國會兩黨也加速推動出口管制法案。黃仁勳的離去,是否正改變川普對中晶片政策的走向?

黃仁勳的市場依賴戰略 與華盛頓國安鷹派交鋒
黃仁勳主張,與其全面封鎖中國取得美國AI晶片,不如讓中國企業繼續依賴美國技術與供應鏈。輝達不只是出售GPU晶片,更透過CUDA軟體生態系統,建立人工智慧模型訓練、資料中心與開發工具的技術平台。全面封鎖反而刺激中國加速自主研發,最終削弱美國長期的科技優勢。
這種以市場依賴維持科技主導權的戰略,與以國務卿盧比奧(Marco Rubio)為首的華盛頓國安鷹派,主張嚴格控制先進運算能力的立場,形成政策分歧。2025年9月,黃仁勳甚至公開批評國安鷹派,認為他們自以為維護國家利益,實際上卻不是愛國行為,使雙方對立浮上檯面。
黃仁勳與國安鷹派的衝突,早在他因緋聞離任之前便已爆發。早在2026年春季,盧比奧便根據中央情報局(CIA)有關黃仁勳與涉嫌中國情報活動人士往來的資料,另行督導撰寫措辭更強硬的機密備忘錄,並於同年5月川普訪中途中,在空軍一號上向川普簡報相關情報。相關內情於11月曝光後,引發連鎖政治效應。
然而,黃仁勳離任當天,美國司法部長布蘭奇(Todd Blanche)公開表示,司法部、他本人及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帕特爾(Kash Patel),均尚未認定黃樂(Alice Huang)是否為中國間諜,相關調查仍在進行。川普也承認,黃樂的間諜身分尚無定論。
當情報疑雲尚未獲得司法確認,黃仁勳卻已失去33年建立的企業領導權,這場風波的政治後果,已然超越目前獲得證實的情報事實。長期反對其對中科技政策的國安鷹派,也迎來反攻機會。
H200有限出口 川普的市場與國安雙軌戰略
黃仁勳的市場戰略與國安鷹派的技術控制戰略,並非完全對立。雙方真正爭論的,不是美國應否維持科技優勢,而是究竟透過市場依賴,還是出口管制,才能長期掌握全球AI技術的主導權。
川普的政策正試圖在兩者之間尋求平衡。他曾批准輝達向約10家指定中國企業出售H200晶片,並要求美國政府取得25%的銷售收入,但仍禁止更先進的Blackwell及Rubin晶片出口。這並非全面開放,而是以有限出口維持中國對美國技術的依賴,同時保留最尖端運算能力的國安優勢。
問題是,美國核准出口,不代表中國政府全面放行採購。北京一方面希望取得高階AI運算能力,另一方面也積極扶植國產晶片,降低對美國技術的依賴。何況輝達已發展至Blackwell及Rubin世代,H200不再是最先進產品。中國真正想要的最新技術,美國仍不願開放,這種雙向限制,使川普的晶片交易策略面臨考驗。
只要中國企業繼續使用美國晶片與CUDA生態系統,美國便能維持技術標準、供應鏈及市場影響力。同時透過出口許可、產品分級與最終用途審查,限制中國取得最先進的運算能力。
這種市場依賴與技術控制相互補強的雙軌戰略,可能比全面封鎖更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然而,出口管制必須有效執行,美國國安不能讓受限制的高階晶片經由第三地轉運,最終流入中國軍事或情報體系。
國會主張分級管制 而非全面封鎖中國
11月15日,眾議院中國特別委員會主席穆勒納爾(John Moolenaar)接受訪問時,便清楚說明這種政策思維。他強調,並非所有晶片都應禁止出口,部分不危及國家安全的產品仍可維持商業交易,但最先進的Blackwell及Rubin等技術,必須受到嚴格保護。
這番表態說明,國會國安鷹派並非完全否定川普的有限出口政策。雙方存在共同的戰略基礎,真正的分歧在於出口管制的標準、執行方式,以及誰有權決定哪些晶片可以出售。
眾議院中國特別委員會、外交及情報委員會三名共和黨籍主席,已要求黃仁勳及輝達代表赴國會說明。黃仁勳已同意配合12月1日的閉門訪談邀請,確切日期仍待協調。國會關注的不只是私人關係與情報疑雲,更包括敏感資訊是否外洩、晶片是否違規轉運,以及企業遊說是否影響美國出口政策。
國會兩黨也正推動限制高階AI晶片出口、防堵第三地轉運及海外遠端存取的法案,並希望納入年度《國防授權法案》。這些措施若獲得通過,將使出口管制從行政裁量逐漸轉向法律制度,降低政策因總統個人決定而大幅改變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穆勒納爾面對川普是否應為相關政策負責的追問,並未直接批評總統,而是將焦點轉向出口管制是否有效執行。他既支持國會加強監督,也肯定川普政府部分既有管制措施,主張將其制度化。
美中科技戰重新洗牌 台灣面臨戰略抉擇
川普同樣面臨兩難。如果完全接受國會的嚴格限制,可能失去對北京進行科技與經貿談判的彈性;如果繼續保留個案出口許可,又必須面對國會對國家安全及政策透明度的質疑。這場爭論表面上是晶片出口管制,實際上也是白宮與國會對科技政策主導權的角力。
對台灣而言,這場爭論更具直接影響。輝達先進GPU高度依賴台積電製造,台灣也是全球AI伺服器與半導體供應鏈的重要樞紐。美國若全面收緊出口管制,將影響中國市場需求及台灣供應鏈布局;但若中國因此加速發展自主晶片,也可能改變未來全球半導體產業的競爭結構。
台灣不能只把美國對中晶片管制視為遏制中國的政策,更應理解美國正在重新安排全球AI技術的控制權。無論是川普的有限出口,還是國會主張的制度化監督,最終目的都是維持美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領先地位。
黃仁勳雖然離開輝達,部分重要投資人仍希望他重返領導職位,反映華爾街與華盛頓對他的不同評價。對投資人而言,他是創造龐大企業價值的科技領袖;對國安鷹派而言,他的對中開放主張卻可能增加戰略風險。
即將登場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峰會,正是這套政策面臨考驗的時刻。川普究竟能否在維持美國技術優勢的同時,保留對中談判空間?國會又能否在加強出口管制之際,避免過度封鎖反而刺激中國加速科技自主?
黃仁勳的離任,未必意味川普的對中晶片政策即將終結,反而可能促使美國重新整合市場依賴與技術控制兩種戰略。真正的挑戰,不是要不要向中國出售晶片,而是如何在商業利益、國家安全與科技霸權之間建立可持續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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