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評論】台北市長選舉的逃逸速度:社群動員能否突破現任優勢?

九合一台北市長選舉,社群動員能否突破現任優勢?圖/中央社
九合一台北市長選舉,社群動員能否突破現任優勢?圖/中央社

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劉萬祐/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大三學生

二○二六年台北市長選舉,蔣萬安與沈伯洋的競爭,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當具有鮮明價值訴求的挑戰者,遇上擁有行政經驗與既有支持的現任者,社群動員能否改變選民原有的選擇?

借用物理學的比喻,挑戰者需要累積足夠的「逃逸速度」,才能突破現任優勢的引力。這個比喻有一個常被忽略的細節:逃逸速度的門檻,取決於被脫離的星體有多重,與想脫離的物體本身有多大無關。放到選舉裡,門檻是由現任者的施政成績與既有支持決定的;挑戰者的聲量再大,也不會讓門檻降低。

選舉當然沒有固定公式,支持者的熱情也不能直接換算為選票。真正決定競爭走向的,是候選人能否把注意力轉化為信任,把價值認同轉化為投票意願,再把支持擴展到原本不認同他的人。因此,這場選舉既不能簡化為「台北基本盤決定一切」,也不能僅憑網路熱度,就宣告傳統政治結構已被打破。

都會選民的個人化,不代表政治認同消失

台北選民的生活,往往分散在不同的工作、居住與社交空間。都會選民有更多機會透過新聞、社群平台與議題社群,直接認識候選人。這使挑戰者有機會繞過既有組織,迅速接觸潛在支持者;對沈伯洋而言,鮮明的公共形象與價值論述,正是提高辨識度、凝聚參與的條件。

然而,生活方式的個人化,不等於政治認同隨時漂移。家庭經驗、世代差異、職業處境、居住條件與政黨傾向,仍會影響選民如何理解資訊。把台北中產階級一概視為保守,也不夠精確:有房者與租屋者、退休家庭與育兒家庭,對都市發展的期待未必一致。

歷次選舉的結果也支持這個判斷。一九九四年直轄市長開放民選以來,民進黨只贏過陳水扁在三強鼎立中的那一次,此後國民黨四度以過半得票勝選,結構確實存在。但同一座城市在二○一四年讓無黨籍的柯文哲拿下百分之五十七點二,二○一八年只讓他以三千二百五十四票險勝;二○二二年蔣萬安以百分之四十二點三當選,是這段期間國民黨勝選時最低的得票率,另有四分之一選票投給無黨籍的黃珊珊。

所謂基本盤,應被理解為較穩定的支持傾向,而非無法穿透的邊界。台北的政治版圖有慣性,卻從來不是鐵板一塊。挑戰者需要辨認其中的差異;現任者也必須持續回應,才能維持支持。

聲量可以動員支持者,也可能動員反對者

社群傳播的政治作用,在於提高議題的可見度。但看見、認同、支持與投票,是四個不同階段,不能直接畫上等號。

沈伯洋的價值訴求若能讓支持者感到選舉與自身信念密切相關,就可能提高參與意願。然而,同樣的論述也可能使不認同他的選民產生危機感,讓原本參與意願不高的對手支持者重新集結。這就是選戰中的反向動員:聲量越高,對挑戰者未必越有利,還要看增加的是哪些人的支持,又引起哪些人的排斥。

同溫層內的高度認同,尤其容易造成誤判。大量分享、留言與活動參與,能反映支持者的投入程度,卻不足以代表全市選民的態度;全國性的關注,也不等於具有台北市投票資格者的支持。這次選舉台北市的選舉人約二百零三萬,六十五歲以上人口的比例又居全國之冠,社群平台上最活躍的群體,未必是選舉人當中人數最多的群體。

評估空戰成效,應看候選人是否接觸到新的群體、是否讓猶豫的選民形成投票理由。只計算聲量,容易把熱情誤認為多數。

價值訴求必須轉化為市政治理

地方選舉可以承載民主、安全與公共倫理等價值議題,市民選擇市長時,本來就會考慮候選人的政治立場與人格特質。但政治競爭有兩種:一種是立場之爭,選民對目標本身意見分歧;另一種是能力之爭,選民對目標沒有異議,只問誰做得好。市政多半屬於後者,沒有人反對更安全的道路或更可負擔的住宅。價值訴求要擴大支持,就必須從前一種走到後一種。

對沈伯洋而言,關鍵是讓選民理解:他的專業與主張,將如何改變台北人的日常生活?如果重視城市韌性,就需要說明災害應變、醫療調度、基礎設施與資訊安全如何改善;如果主張透明治理,就應提出採購公開、利益衝突管理與市民參與的具體安排;如果希望爭取年輕家庭,就必須回答租屋、托育、交通與就業環境的問題。

價值提供政策方向,治理方案則讓選民判斷承諾能否實現。對挑戰者而言,跨越支持邊界最重要的一步,是讓原本不認同其政治立場的人,也願意相信他能把城市管理好;這種信任很難靠一次辯論或幾支短影音建立。

現任優勢必須接受施政檢驗

蔣萬安的優勢,在於選民可以依據其任內表現作出判斷。但現任身分同時意味著更明確的責任:城市問題是否改善、政策執行是否符合承諾、公共資源是否公平分配,都應成為選舉的檢驗內容。

穩健的形象可以降低選民對改變的疑慮,卻不能取代政策成果。面對交通安全、居住負擔、都市更新與高齡照顧等問題,現任者必須交代哪些已完成、哪些尚未完成,以及延宕的原因。

回到逃逸速度的比喻,現任者的施政成績就是那顆星體的重量。成績紮實,挑戰者需要的速度就高;成績鬆動,門檻自然下降。如果不滿累積,現任者也不能假設既有認同必然會替自己守住選票。現任者最難應付的對手,往往是自己的施政紀錄。

因此,這場選舉不能只要求沈伯洋證明「為何應該換人」,也必須要求蔣萬安回答「為何值得再做四年」。

勝負取決於支持能否跨出原有邊界

台北選戰可能出現三種不同的發展。如果價值對立持續升高,雙方支持者都被充分動員,既有政治認同的影響就可能增強。如果市政問題成為焦點,選民更可能依據施政成績與替代方案作出選擇。如果選民看不出這一票會帶來什麼差別,投票率就可能下滑,勝負將取決於哪一方的支持者更願意出門。

投票之前,沒有人能確知哪些人會真正走進投票所。直接替兩人設定精確得票率,或宣告某一方存在不可跨越的天花板,都容易把推測包裝成結論;青年參與增加,也不能自動推定有利於任何一方。

結語:門檻由現任者決定,成績由選民驗收

「逃逸速度」這個比喻,最後要回答三個問題。門檻由誰決定?由現任者的施政決定,挑戰者無法靠放大聲量讓它消失。這速度從哪裡來?來自每一位原本不支持、如今願意託付市政的選民;同溫層裡的熱度再高,都只是原地加速。結果由誰驗收?由走進投票所的市民驗收,而不是聲量排行或任何人的事前推估。

在開票之後,有三項官方數字可以檢驗這場選戰究竟改變了什麼。其一是投票率與各行政區的增減,它說明誰真的走進了投票所。其二是市長得票與同黨市議員得票的落差,它說明有多少選民願意跨越政黨界線。其三是與二○二二年三強鼎立的結果相比,當年沒有投給藍綠兩黨候選人的四分之一選票去了哪裡。這些數字不需要任何人代為詮釋,也比選前的一切聲量更接近答案:其清楚顯示支持者分布與投票參與的整體變化

無論結果如何,引力都不會消失。挑戰者若成功,隔天就成為被檢驗的現任者,必須向沒有投給他的市民證明治理能力;現任者若守住,守住的也只是下一個四年必須兌現的承諾,而不是一塊不會流失的版圖。二○一四年以來的幾次選舉已經說明,台北選民給出的授權可以很大,收回的速度也可以很快。

台北市長選舉的「逃逸速度」,測量的不是誰的聲音比較大,而是誰能讓更多不同立場的市民,願意把共同生活的城市交到他手上。挑戰者需要走出同溫層,現任者需要走出形象防線。當選戰讓市民看清政策差異和理解承諾的成本,並據此作出選擇,政治競爭才真正推動城市向前;如果選戰只留下更高的聲量與更深的對立,那麼無論誰跨過門檻,而城市卻停留在原地。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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