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華派遭排擠 離開工作38年的美國 李成赴港大任職

李成在香港大學的辦公室。圖/取自觀察者網
李成在香港大學的辦公室。圖/取自觀察者網

從「正面資產」到「負面資產」,在美國工作38年、2006年加入美知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中國問題專家李成,今年7月正式「落戶」香港大學,談到離開半輩子工作的美國,似象微中美人才脫鉤的縮影。

去年7月離美前往港大擔任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教授、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創始主任的李成接受《香港01》專訪坦言,17年前進布魯金斯學會時,華裔學者身份是正面資產(或被認為是財富),但到了後期卻變成負面資產(或累贅)。

因為現在美國決策層有些人對華裔是不相信的,不希望跟中國接觸,更多考慮的是跟中國脱鈎,華府也確實存在着麥卡錫主義,美國政治和社會也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撕裂,知華派專家也被排擠、被邊緣化。

李成坦言,離開美國到香港確實是一生職業生涯中最大一次選擇。李成從1985年到美讀碩博,學習、工作38年。布魯金斯學會是美國的第一智庫,也是世界排名第一智庫。2006年,布魯金斯學會成立約翰•桑頓中國中心,李成一開始便加入,2014年成為首位華裔主任。

離開布魯金斯學會李成直言難捨,但選擇離開因近年有很大變化。「現在美國決策層有些人對華裔不相信,更多考慮是跟中國脱鈎,當然也有種族主義和種族歧視成分,華府也確實存在麥卡錫主義。還有一普遍現象,美國知華派專家被排擠、被邊緣化,包括我們最熟悉的剛過世的季辛吉博士,還有首度提出中國應成為負責任利益相關者的前副國務卿佐利克,還有非常受尊敬曾被評為知華派榜首的蘭普頓教授,而現在美國政府已很少向他們諮詢。」

面對這樣的境況,李成說,在華府已做不了什麼事,也許換個環境還能繼續工作幾年。當然這背後也有對中美關係的整體評估,他認為短時間內中美兩國關係無法扭轉。

「其中最重要的是恐懼」,李成表示,當今世界恐懼可能是中美兩國間造成對彼此戰略誤判,雙邊關係螺旋式惡性下滑的關鍵因素。尤其美國作為守成大國的恐懼不會輕易消除。這也是他決定來到太平洋彼岸的原因。他說,到香港主要還不是外部推力(push factor),而是內在引力(pull factor)。

他認為,世界政治經濟版圖在過去幾十年發生深刻變化,中國學者討論「東升西降」,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從數據看,確實發生了東升西降。比如美國今天與1960年代相比,GDP實際上下降50%,中國則從一個比較弱的發展中國家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如果將東升西降放在整個亞洲跟傳統意義上的北美或歐洲相比,就更明顯了。

根據世界銀行研究,到2030年,世界最大五個中產階級國家有四個在亞洲,包括中國、印度、日本、印度尼西亞,唯一不在亞洲的就是美國。這也說明,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版圖,尤其是經濟版圖,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接受《香港01》專訪時,李成提到當他決定回亞洲工作時,最初給他工作職位的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他被任命為所長,此時香港大學也出手,他最後選擇落腳香港是因認為,在世界地緣政治發生激烈動盪之際,能和許多新移民或者回到香港的專業人士一樣,受聘於群星璀璨的香港大學和人才濟濟的廣東大灣區,並致力在國際化的大都市香港創建全球一流的公共政策和國際關係智庫,是時代給予的難得機會。

此外,他認為今日的香港與以往任何時候相較,都更適合成為研究中國與世界治理問題的國際樞紐。香港既是國際化大都市、全球金融中心,也是文化交流的紐帶、傳統交匯的熔爐、歷史演進的特例,將繼續成為溝通中國大灣區與世界的橋樑。

李成認為,今日的香港與以往任何時候相較,都更適合成為研究中國與世界治理問題的國際樞紐。圖/取自搜狐網

李成認為,今日的香港與以往任何時候相較,都更適合成為研究中國與世界治理問題的國際樞紐。圖/取自搜狐網


《華爾街日報》說,近兩年有1400多名華裔科學家離開美國,但李成估計今明兩年會更多,因美國行政部門年初決定對半導體、人工智慧和量子計算這三個領域對陸企進行出口管制,許多華裔或亞裔科學家在這些領域工作,他們中許多人將面臨失業。不僅如此,美國國會還在不斷要求美國大學停止與中國大學合作項目,選邊站位,否則就不批准這些大學本來可獲取的聯邦資金或國防部、能源部研究項目。

這是一個很糟糕的局面,不利整個世界學術交流和科技發展,也是損害全人類分享研究成果。李成說,到了川普後期,聯邦調查局出台的「中國項目」對華裔科學家有強烈種族定性,這些舉措已造成幾千名華裔科學家離美,其中大多數到了大陸、香港、新加坡工作。

李成舉例他的好朋友,著名免疫疾病專家何大一曾說,美國聯邦調查局做到了「中國中組部千人計劃和萬人計劃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將大量已成為美國公民和綠卡持有者的華裔學者拒之門外,造成很大損失。

此外,李成也談到中國治理現況。他說,中國在治理方面做了很多事,包括脱貧、城市治理、綠色發展、雙碳許諾等,且反腐敗跟治理也是非常關係密切的政府監督行為。

至於崛起的中產階級如何改變中國?李成說,西方一開始不接受大陸有所謂中產階級,認為中產階線是與公民社會掛勾,直到2010年他出版當時英語世界第一本有關中國中產的學術專著《「中產」中國 超越經濟轉型的新興中國中產階級》,中產概念才開始被接受。

李成表示,今年3月和大陸總理李強見面時,他專門講到中產的發展稱,再過幾年可以擴大到5億人。2018年兩會期間,時任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在新聞發布會上也說過,到2030年中國將擁有將近8億中等收入群體,將佔人口總數60%,其在未來中國發展中亦將扮演重要作用。

李成說,愈來愈多的中國公民享受中產階級生活方式,他們擁有私人財產、私人汽車、較好的醫療保健和積累的金融資產,且有能力支付出國旅行和子女的海外教育。1979年中國開始經濟改革時,其人均GDP不足300美元,約美國的3%,一個明確的「中產階層」在中國幾乎不存在。到了2019年,也就是中國啟動經濟改革40年後,GDP增長60倍,人均收入提高25倍,人均GDP從2001年約1000美元增加到2020年1萬美元,預計2035年將達3萬美元。

與之對照,美國中產階級卻日漸萎縮。李成表示,這是劃時代的變化,不僅是經濟變化,也跟社會穩定相關。中國哲學家孟子講「有恆產者有恆心」,表明特定社會中財產所有權與社會政治穩定具相關性。「我認同將中美兩國的中產階級視為社會的穩定器這觀點。美國內政以前曾有過相當長時間的穩定,就因有強大的中產階級。現在之所以出現問題,如前所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產階級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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