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征輝/前海軍上校 軍事小說家
近日，文人部長顧立雄在立法院「外交國防委員會」提出六項新措施。這些措施隨即引來多位專家的質疑，對其適任性產生疑問。例如，有人質疑刺槍術在巷戰中的意義，認為回報制度便於掌握官兵狀況，而正步訓練是學生時期的驕傲與榮耀等。
誠然，一個制度能夠經年累月地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意義。國軍實施至今的各種訓練，不管戰場如何變化，或多或少在某些方面都有一定的貢獻。然而，問題的關鍵是：時間如同金錢，是有限且可量化的資產；人的願望無窮，在資源有限的前提下，是否能樣樣如願？
我無法否定刺槍術與踢正步的效益，但好奇的是，若花時間進行A訓練，B訓練的時間勢必減少；若無法兼顧，正確的措施應是研究：「A、B哪一項對作戰更有幫助」，再適度分配兩者的訓練時間。
俄烏戰爭爆發後，英國代訓烏克蘭新兵，訓期僅僅五週，返國後即能參與前線戰鬥。相較之下，台灣義務役士兵的入伍訓練長達八週，但結訓後是否能成為合格的戰鬥兵？如果不能，原因何在？是否因入伍期間，士兵花了太多時間在早晚點名、教唱軍歌、政治教育、疊棉被、打掃環境、基本教練和軍人儀態訓練等？這些訓練哪一項和「軍人養成教育」無關？哪一項又對戰力沒有幫助？
文人出任國防部部長是民主國家的趨勢，這不在於他對軍事的專業，而在於他對戰爭的政治觀察。年輕時從軍，成長於軍中的職業軍人，有時思想僵化。舉兩個例子可見一斑：
李登輝在總統任內參與漢光兵推，問到「如果松山機場被敵占領，怎麼應對？」某軍團司令回道：「我們有炮兵，可以使用炮兵攻擊機場。」
前國防部長馮世寬，早年擔任桃園5大隊17中隊分隊長時，日本與中華民國斷交，他決定擊落一架日本民航機以為報復。卻不料，戰機啟動後無法對外聯絡，喉嚨突然失聲，以致一周之內都無法飛行，這才未能實現他的報仇計劃。
這兩個例子顯示，將戰爭發動權交給職業軍人，有時可能是危險的。文人部長的價值在於能帶來不同的視角，對軍事策略進行更全面的思考，避免因思想僵化而做出過度激烈的決策；也能夠在不受傳統軍事思維束縛的情況下，提出創新的戰略方案，這對現代戰爭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尤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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