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外界視為習近平核心智囊的粵港澳大灣區研究院理事長鄭永年，近日撰文指出，過去當人們說世界大戰時，需要考量的並非戰爭是否可能，而是戰爭的形式問題，但今天世界正快速兩極化，社會正彌漫高漲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沒人可低估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了」。
鄭永年在由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共同發起的公眾號平台《大灣區評論》發文指出，今年是二戰諾曼地登陸80周年紀念，人們對戰爭的痛苦記憶已模糊。自從核武器被發明後，人們就生活在季辛吉所稱的「漫遊」狀態。人們普遍認為，因核威懾，這世界上最多只會有代理人戰爭，大國之間的大規模戰爭已遠離。然而，事實真的如此嗎？
在當今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鄭永年從社會、國家和國際三層面分析戰爭的可能性。尤其在社會層面，經濟全球化帶來的不公平現象激化社會矛盾，加劇國際緊張局勢。
文章發出警告，中美之間的經貿「脫鉤」、意識形態鬥爭和地緣政治對抗，正把世界推向一個潛在的戰爭邊緣。對中國來說，美國在中國周邊營造戰爭環境，企圖把世界性戰爭引向亞太地區，中國如何有效地回應是未來最大挑戰。
首先，是國家的社會層面。
鄭永年指出，今天在全球範圍內，無論西方還是東方、北方還是南方、已開發國家還是開發中國家、大國還是小國，所有社會都彌漫高漲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所不同的只是國家的控制能力問題。
在一些國家，高漲的民粹和民族主義情緒已造成社會運動，無論是有組織或是無組織的，影響到了社會穩定；在另一些社會，政府依然具有操控能力，民間情緒還沒有嚴重危及社會穩定。
這一趨勢並不難理解。鄭永年表示，過去數十年被諸多經濟學家稱為「超級全球化」的趨勢有效促進了資本、技術和人才在全球範圍內流動，大大釋放了勞動生產力，為人類創造巨的財富。除少數幾個國家拒絕全球化，大部分國家都捲入了這一波全球化浪潮。
但人們在忙於收穫全球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好處時，忘記了全球化造成的負面影響。現在，這些負面影響終於積累起來，造成社會運動，並像流行病一樣在全球範圍內蔓延。
鄭永年說，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背後都有一個共同原因，就是不公平。不管在哪，全球化造成兩種不公平。在內部，表現為不同社會階層間的不公平——主導和參與全球化的社會群體俘獲了絕大部分利益；而沒有能力參與全球化的社會群體不僅沒有能夠獲利，反而被邊緣化，成為受害者。
在國際層面，全球化也造成國家間的巨大不平等。經過數十年的全球化，這個世界不是變得更加平等，而是變得更加不平等。
同時，經濟全球化過程也是「平等」這一價值觀全球化的過程。鄭永年表示，今天，落後國家民眾爭取平等的呼聲並不低於已開發國家。因此，在國際層面，全球範圍內的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社會運動都表現為反全球化、反資本和反移民。
在中觀層面，有可能出現不同形式的高度集權，甚至不同形式的法西斯主義政權。社會的兩極化反映到政治層面便是政治的兩極化。這種兩極化在發展中國家表現得特別明顯，尤其拉美社會，不是極端左派政權，就是極端右派政權。
無論哪一派掌權，都會毫不遲疑地在最大程度上動用政權的權力，壓制反對力量，一意孤行地追求自己的目標或者「理念」。
民粹主義強人政治 已成常態
鄭永年表示，不難發現，無論左右，基於民粹主義之上的「強人政治」是今天世界的常態。這種現象，既表現在俄羅斯、土耳其和印度等大國政治中，也表現在諸如阿根廷和韓國那樣的較小國家的政治中。
如果人們已對發展中國家的極化政治習以為常，那麼更壞的消息則來自已開發的西方。最近歐洲議會選舉表明極右力量崛起，尤其是在歐洲大國當中，包括法國和德國。而在義大利極右派本來就已經掌權。歐洲極右力量崛起已使得人們對歐洲政治前景充滿憂慮，但人們最擔心的還是美國政治巨變的可能性。
在川普第一任總統期間，美國一些政治人物和媒體就已認為川普政權具有法西斯色彩。在近來的選舉活動中，川普不止一次表示，如果他當選，就要把他的政敵「關起來」。一旦川普再次當選，一個准法西斯政權似不可避免。
川普若當選 准法西斯政權不可免
這一政權無疑會再次衝擊美國的精英政治，無論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儘管還無從得知如果川普再次執政，其執政團隊將如何組成，但人們已領教過川普的外交風格了。在川普第一任期間，其周邊已聚集一大批法西斯式的官員，好鬥好戰，尤其極端仇視中國。現在，這批人已經在蠢蠢欲動了。
如果美國政權轉向法西斯化，那麼必然會影響到歐洲極右勢力和其他一些極端政治力量，歐洲一些政權的法西斯化也並不是沒有可能性。更為重要的是，大西洋兩邊的法西斯力量有可能結成聯盟。
有人認為，因為極右力量的特點是強調主權國家，國內優先，反全球化和反移民，因此，各國右派力量之間不會那麼容易結成聯盟。但這種觀點過於天真。人們不能忘記了，正如二戰經驗告知人們的，左派力量可以結盟，極端右派力量也可以結盟。
其次，在宏觀層面，也就是國際層面，世界大戰可能性更加明顯了——世界在迅速兩極化。
自古至今，戰爭幾乎都發生在兩個陣營間。正如「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概念的提出者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研究團隊所統計的，16世紀以來，在守成國家和新興大國間，一共發生了16次權力轉移，其中12次發生戰爭，即使是沒發生戰爭的4次，也是以不同的所謂和平的方式進行的，不是自己體面「退出」就是被「和平」地打敗。更重要的是，大多數戰爭都是在兩個集團間進行的。
如果按這標準，今天的世界似正在迅速滑向戰爭。鄭永年說，世界正被快速地兩極化，且表現在各主要層面，包括經貿、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這裡要強調的是「被兩極化」，因為如今的兩極化是以自上而下方式產生的人為結果，非以自下而上的方式自動生成的。
經貿的兩極化
首先是經貿的兩極化。全球化意味世界經濟一體化。如果說全球化是一個資本主導、政府支持的過程，那麼經貿兩極化是一個政府主導、資本服從的過程。人們往往把全球化導致的各國經貿高度互相依賴，視為是阻止甚至避免戰爭的有效方法。
不過，經驗地看，全球化或能延遲國家間衝突，但沒能力阻止和避免戰爭的發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便是最好案例。一戰前，歐洲各國間的經貿互相依賴達到前所未有程度，以至於普遍認為，即使國家間存在衝突的利益，很難想像有哪個笨蛋會用戰爭方式來解決衝突。但衝突的確發生了，且演變成世界大戰，不僅是一次，而且是兩次。更應指出的是，無論一戰還是二戰，都是發生在屬於同一個文明、文化圈，擁有幾乎差不多的政治經濟體制的歐洲國家之間。
鄭永年表示，當川普剛剛發動中美「貿易戰」時，很少有人會預料到世界經貿會快速下行到今天的局面。川普的高關稅政策很快演變成拜登的全面兩極化政策。
而拜登的政策包括如下幾個：
第一，通過經貿政策在高科技領域對中國「卡脖子」，阻止中國技術進步。
第二，「脫鉤」。「脫鉤」儘管源自川普，但拜登政府把它大大深化和升級了。儘管美國也隨著歐洲把「脫鉤」改為「脫險」，但對美國來說，這變化毫無意義，因為「脫險」只是「軟脫鉤」，且在實踐中拜登的做法並不「軟」。
第三，重組貿易組織。美國幾乎拋棄現存的世界貿易體系，另組以其為中心的貿易體系。無論「晶片同盟」還是「印太經濟框架」都是這個性質的排他性的貿易集團。
第四，不惜一切手段地打壓中國的交易夥伴，迫使中國交易夥伴在美國和中國之間進行「二選一」。例如，美國已採取各種政策對墨西哥和越南等中國的交易夥伴施壓。
與此同時，中國也在被美國和西方一些國家「集團化」。在美國搞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時，中國正在以自己方式推動經濟全球化。在這過程中，中國依賴的是各種包容性多邊主義，並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最顯著地表現在「一帶一路」倡議上。
中國把「一帶一路」視為是自己提供所有國家的國際公共品，因為這是一個包容性的多邊組織，誰都可以加入。但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一直在搞認知戰，試圖塑造「一帶一路」是中國以自己為中心的經貿「集團」，是要把加入「一帶一路」的國家甚至整個世界置於自己統治之下。
「一個世界、兩個市場」局面已經成型
儘管經貿兩極化並符合資本利益，且中國也不會陷入美國「認知戰」陷阱，但幾乎所有經驗現象表明「一個世界、兩個市場」局面已經成型。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市場已制度化，而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市場則「被」形成。長此以往，對處於中美之間、並不想作「二選一」的國家和經濟體，會構成越來越大的壓力。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的對華經濟認知戰，也應當是這個努力的一部分。
鄭永年說，近幾年，他們拋出各種唱衰中國經濟的論調和話語，包括「中國經濟頂峰論」、「中國資產泡沫論」、「中國不可投資之地」等。經濟認知戰目的無非就是影響資本在作「二選一」的決策的時候，選擇「安全」的美國和西方，而不是「不安全」的中國。
意識形態的兩極化
應強調的是，即使在超級全球化時代，東西方意識形態對立其實也一直存在。只不過是當時巨量的經濟利益掩蓋了意識形態分歧，而西方一些政治人物也誤以為全球化會促成所有參與全球化的國家演變成為類似西方那樣的國家。對美國來說，還有一個重要因素是當時美國的判斷是，一旦中國融入了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貿易體系，那麼美國也能夠把中國納入其所控制的全球體系之下。
但是，全球化數十年後，美國和西方發現事物的發展幾乎與預期相反。今天，美國和西方在華的經濟利益並沒有像早年那麼顯見了。隨著中國企業的成長和進步，相對於西方企業的競爭力大大增強，美國和西方發現在中國不那麼容易賺錢了。
同時，美國和西方國家也發現，儘管中國在全球化過程實現崛起，但中國非但沒有演變成為「另一個」西方國家，而且更「中國化」了。不僅如此，正如美國的一些反華政治人物強調的，美國不僅沒能改變中國，反而被中國所改變。
在這樣情況下，美國再次訴諸意識形態的對立，正如在美蘇冷戰期間美國和西方所做那樣。拜登自開始第一任總統競選以來，一直從意識形態出發來定義中美關係，把此定位為「民主」與「專制」之間的競爭。
此後，美國和西方各界都以此來定義幾乎是所有的一切，例如「民主陣營的貿易」、「民主陣營的晶片」、「民主陣營的互聯網」等，而把所有西方厭惡的事物和「專制」聯繫在一起。美國用意識形態來打壓中國已到無所不用其極程度，表現在各領域，尤其體現在晶片戰爭、「新疆棉」和台海問題上。
如同經貿上的認知戰爭，對美國來說，意識形態同樣是一場認知戰爭，甚至更重要。如果說經貿上的認知戰爭更多是為了影響海外投資者，阻止他們選擇中國，那麼意識形態上的認知戰爭針對的不僅僅是國家社會，且也是針對中國國內民眾的。
地緣政治的兩極化
再者，也是最重要的是地緣政治兩極化。鄭永年指出，實際上，無論經貿的兩極化或意識形態的兩極化，最終表現必然是地緣政治的兩極化。
地緣政治也是「被」兩極化的，或說是美國組織的兩極化。美國已明確把中國定義為「有能力且有意願在全球範圍內對美國構成競爭」的國家，其兩極化努力至少體現在兩層面，即中國周邊和國際層面。地緣政治直接目的是圍堵和遏制中國。
鄭永年說，美國揚言已放棄（實際上沒放棄）改變中國內政的企圖，改為「營造」中國的周邊環境。在這方面，美國已在中國周邊塑造至少6個小多邊，包括美日菲三邊聯盟、美日韓三邊聯盟（JAROKUS）、美英澳三邊聯盟（AUKUS）、美日印澳四邊安全對話（Quad）、五眼聯盟（美英澳加新）、美越印三邊聯盟，還有一個准美日越三邊聯盟尚處醞釀階段。
鄭永年說，美國組織這些小多邊僅僅只是為了台海和南海問題而設置，更是為了阻礙中國解決台海和南海問題，通過所謂的維護「海上航行自由」來封殺中國，避免中國成為一個海洋國家。今後，美國還會有更多陸地小多邊來應對中國。
至於在國際層面，美國地緣政治舉動表現在幾個主要方面。
第一，把中國和俄羅斯綁在一起，在世界範圍內搞認知戰，塑造中俄「軸心」的認知。
第二，美國動用其政治力量「取消」中國的「開發中國家」地位，試圖把中國排擠出「全球南方」，和中國競爭全球南方的領導權。
第三，美國的國際關係學界加速塑造一個新概念，即「全球東方」（Global East），把中國、俄羅斯、伊朗和朝鮮綁在一起，把這些國家「組成」了一個全球「專制陣營」。從西方自古希臘到當代，「東方主義」具有深厚知識背景，而「全球東方」只不過是古老「東方主義」或「東方專制主義」的現代翻版。
鄭永年說，談論「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可能已低估了今天的局勢，因在某種程度上，多國捲入尤其是大國捲入的局部戰爭早已開始了，如俄烏戰爭幾乎已捲入了世界上大多主要大國，即俄羅斯、美國和歐洲。當然，如上所討論的，中國是「被」綁架而「捲入」的。
自從核武器產生以來，人們往往認為捲入大國的世界大戰已不可能了，但實際上，核武器不僅從來就沒消除過戰爭，且導致另外形式的戰爭。經驗地看，核武器在以另一種方式「鼓勵」擁核國家使用暴力和戰爭來實現自己的目標。因此，當人們說世界大戰時，要考量的並非是戰爭是否有可能，而是戰爭的形式問題。
最近圍繞著俄烏戰爭的三大事件表明事情正發生變化。一是西方紀念二戰關鍵戰役「諾曼地登陸」80周年，二是七國集團峰會，三是專門針對俄烏戰爭的瑞士和平峰會。總體上看，不管戰爭以怎樣方式結束，西方利用俄烏戰爭「拖垮」俄羅斯的目標在一定程度上已實現，而俄羅斯也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自己的目標。
如果說俄烏戰爭開始進入一個「下行」的過程，那麼亞太地區衝突則經歷著一個「上行」的過程。實際上，從俄烏戰爭一開始，美國從來沒把其關切點置於俄烏戰爭。無論是川普還是拜登，都把中國界定為美國的競爭者甚至敵人。
因此，儘管美國一方面通過北約支撐俄烏戰爭，但其戰略重點依然在亞太。正如前面所敘述，這些年美國的戰略部署主要在亞太地區，在中國周邊構築了大量的「小三邊」。人們不難從今年香格里拉對話會中看到這一大趨勢，即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的戰略重點都在往亞太轉移。
亞太地區成「火藥桶」 美國勝出的終極手段
對美國來說，亞太地區成為“火藥桶”是美國勝出的終極手段。美國口口聲聲說自己是亞太地區和平維護者，但經驗地看，美國分裂亞洲、在亞洲製造衝突和戰爭的行徑已登峰造極。且，美國現在的亞太或印太政策趨勢是「一切為了應付中國」。
鄭永年說，美國統治集團似乎陷入一種對中國不可自拔的極端恐懼心理。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美國對華政策早已呈現為十足法西斯主義，只不過在美國的精心包裝之後，這種法西斯主義政策以非法西斯主義形式表達。對美國來說，只要能擊垮中國，使其還是最後的「勝利者」，哪怕整個亞洲被戰爭毀滅也在所不惜。
也就是說，對中國最嚴峻挑戰就是如何有效回應——美國在中國周邊營造戰爭環境，把世界性戰爭引向亞太地區，最終實現其圍堵和遏制中國的戰略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