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冠英/文史工作者
宋東文10月逝，我寫了點對他的回憶，但我都記不得我和他去過西安，是友人王立本說去過，還上了華山。結果找到老照，確實去過，2016年12月7號。
我找到2015年宋的3萬字訪談，看了，想這好像他給過我，但我也沒太多記憶。這訪談是一很好的「史話」，講了我們那一代，60到90年代的生活。裡面有一節「記憶不要太好」，談他涉入的1977年「台灣人民解放陣線案」:
「我不太愛去回憶這些事情，因為如果你記憶好，被偵訊的時候，就是你跟自己的記憶在對抗。你真的什麼都不記得的時候，他們對你再怎麼樣，刑求與否，就是不知道、想不起來，就是沒有辦法。你再逼我也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除非你要捏造，我們雖然常講他們捏造，但是要有個基本的實情，才能拿實情去扭曲，否則後來也會翻供。在這類事情上，你有好的記憶力未必是好事，就沒完沒了，跟你不斷糾纏。」
我想，宋東文過去幾年，已不太活躍，那我對他記得清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匪諜」，我們的交往是否是「滲透國家安全」？也可能比較無關緊要了。若再早，我若記得他太清楚，恐怕對我們都不是好事。人生難得糊塗反是好。
宋在長訪中還說：「我認為我到今天還是被監聽、監控，但是從沒有情治單位跟我接觸，我想是因為如果要辦個案子，我已經是「案頭」這個級別了，我花這麼多錢，辦『夏潮基金會』，辦『若水堂』簡體書店，他們怎麼可能相信有人願意花錢做這些事情？外面都這樣看了，連自己有些朋友也不相信我是『純粹』民間、是用自己的資金，情治單位當然期待找到突破點，只要證明『夏潮基金會』或宋東文個人的財務有一毛錢是來自大陸官方的話，就可以從我這裡破獲一個共諜案。因此我是一個案頭，不是線民，只有小圈子的人去做線民，提供情治單位我的資料。」
就在這個月6號，新聞出來了，「暗網出現情治機關偵控數據，速查你有無在列！」裡面有「駐多倫多代表處前新聞組長郭冠英」。是由國家安全維護工作站申批，陳明通簽發的。
這監控表有點模糊，我那頁沒看到宋東文，也沒看到「上善若水噴灑站」的職稱。
幸好台獨馬上澄清，三民自媒體都說：「《謠言終結站》國人遭監控名單外流？調查局：境外勢力認知作戰。
國安人士：如同2021手法、意圖介選。」
媽媽咪呀！原來又是如「萬里賴皮寮」一樣，是敵匪搞的鬼。
如果宋東文還在，他必定來笑說：「你這咖終於也加入認知作戰了。來，我們吃頓飯，談談『若水行動』如何開展！」
問題是，現在情形不一樣了，台獨各家安全情勢嚴峻，宋東文這「案頭」，可能早被請到反滲透局「滯留」了。宋在十年前的作法，比被王立強舉報的向心是嚴重多了，他邀請去匪區參訪的文化界人士，比現在的41個里長也重要多了。他說是「夏潮基金會」出錢的全程招待，誰信？
反滲透法早就會把宋抓起來，他可能就如「愛國同心會」的周慶峻一樣，給關到死。
現在宋活著，一定被說：「你不要開玩笑，這不是玩笑。你不知他們會蠻幹到什麼程度。他們的下作是無底線。你還在說你年輕時被「滯留」的事，你該感謝蔣介石政府的寬大。那時還要依法，還不能太亂來，可你看現在的台獨，那是可惡多了。區桂芝講得好，台獨這批人是毫無廉恥可言。再急下去，區也會被『滯留』。你不要不信他們不會做這種事。」
宋東文會說：「好，我們唱『義勇兵進行曲』。來，起來！前進，進！老子這個老左派，怕誰？」
老左派當年的犯罪事實如下：
「1977年，劉國基、賴明烈、戴國光相識。戴兄長戴華光自美返台後，相聚討論時事與社會情況，促成『台灣人民解放陣線』誕生，開始對抗外商資本及蔣介石政權對台灣之控制、要求統一等目的下的活動。
後與師大鄭道君、淡江宋東文、蔡裕榮等人相識，展開社會調查、介入選舉等活動。案發人犯各處不同徒刑。出獄後仍持續參與在左翼民族統一的社會運動。其中宋東文由於當兵期間被『請』至特務機關，滯留56天。」
你看，他們40多年前就「介入選舉」，多可怕啊？政府對宋還只「滯留」，等於還算服兵役，多仁慈寬大啊？這也是我說的，陳儀與蔣介石在228中一點沒錯，只是錯在寬仁。我這樣講，對台獨的「無恥課綱」是種多大的打擊啊？
宋的2015年訪問極好，我只把每個章題列出，就是個好故事。他講到小時候的窮，我感觸深，因為我父親也是每月發600元薪，與宋父一樣，怎他家過得那麼「困」啊？
宋提到他母逝姊告，大家信主的事，我也有類似經驗，更有同悲。
宋的章題如下：「陝西父親當派出所警員，湖南母親的家事，台中縣后里鄉的軍眷村──后里新村，眷村與年輕時期，家道中落荒廢學業……」
媽媽從我小學三年級開始生病，我們小孩去探視過一次，在榮總的病房裡，我人生第一次吃到蘋果。所以，雖然小學時期我的功課成績很好，但兒童期的整體感受是蠻黑暗、壓抑、不快樂、不自然的。媽媽生病期間，我哥我姐跟我因為鄰居的帶引，不自主信了基督教，曾經一些夜晚，我們3個孩子一起跪著祈禱，希望媽媽康復，到現在那種壓抑還記憶深刻！也曾收到榮民總醫院的催欠帳通知，用詞嚴厲，我看了也心中慌亂，像是大難臨頭，……母親去世的那一天，我正在后里國民小學上課，突然姊姊，哭著走進來，我立即感受到媽媽死了，也哭了出來……那年我11歲。」
我也是小學四年級時，我家眷村在新竹的牛埔，中秋節晚上，妹妹哭著走進院子，說婆婆死了。我婆婆為了照顧懷孕的女兒，丟下14歲的兒子，由南昌到上海江灣機場，隨即飛到新竹。1949年我生在新竹醫院，她就一直照我這外孫。可是不到十年她病，死在樹林頭的空軍醫務隊，才58歲。
那天晚上，我一直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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