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近期，美中關係雖在高壓對峙中偶有緩和，但中日之間卻呈現反向升溫。特別是在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國會就台灣議題做出的發言，引發中國大陸強烈反彈。北京將此視為越線挑釁，並迅速升高政治與經濟壓力。這場風波並非孤立，而是在美中貿易戰暫時降溫背景下，亞洲地緣政治板塊重新轉動的象徵。
美中關係出現小康，是因為川普擔心關稅推升美國通膨，恐在2026年期中選舉前重挫支持度，因而選擇部分下調對大陸商品的制裁關稅。另一方面，習近平政權正面臨內需疲弱、青年失業率高企、企業投資縮手等經濟難題，為避免風險進一步擴散，也在某些領域對美方做出有限讓步。
然而，美中脫離高強度對抗，並未使東亞局勢降溫。北京得以更集中處理與東京的摩擦，使高市發言事件逐漸演變成政治乃至經濟層面的對抗。觀光限制、留學警示、水產品進口停滯，以及對日本政壇施壓等措施不停累積，使中日關係陷入多年未見的緊張循環。
在這樣的背景下，判斷中日關係是否會從外交摩擦升級為實質經濟戰，已成為企業與政策界無法忽視的風險課題。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對美緩和並非戰略退卻，而是階段性調整。北京在維持美中最低限度穩定的同時，得以將更多資源轉向處理區域議題，其中對東京的不滿更直接呈現。這也使中日緊張無法隨著美中態勢變化而自動降溫。
高市發言後，北京採取的反制屬於段落式、可調整的壓力措施。觀光與留學限制、水產品進口停止等政策，雖未造成日本經濟重大實質損失，但具有象徵與警告意味。北京既可向國內展示強勢姿態，也可藉此觀察東京的反應。
更具風險的是供應鏈相關措施。外界報導指出，日本停止向大陸出口半導體製造所需的關鍵材料光阻劑，使大陸部分晶片製程面臨不確定性。光阻劑是先進製造不可或缺的材料，日本在全球市場占據高比例供應，因此任何出口停止都會對大陸晶片產業造成壓力。
北京則手握稀土出口限制、日本製品不買運動等反制工具。一旦雙方互相啟動制裁，中日經濟戰將迅速升高，範圍從半導體延伸至新能源、汽車以及精密工具等領域。此種對抗若全面化，兩國都將深受其害。
更值得警惕的是，經濟制裁若持續升級，有可能引發更高層級的政治風險。例如大陸可能以反間諜法為名，逮捕在大陸工作的日本企業人士。這類動作雖屬極端情況，但並非全然不可能。越是缺乏政治對話與緩衝機制，越容易使偶發事件成為重大外交危機。
中日關係之所以在短時間內難以回復，是因為雙方目前缺乏能調和立場的政治角色。在現階段，中日缺乏媒合雙方立場的關鍵人物，使得政治僵局難以打破。兩國政府都沒有足夠信任彼此的溝通渠道，任何訊息容易被誤讀，而各自的政治壓力也不利於做出讓步。
雙方民意之間的不信任則使情勢更為複雜。日本社會對大陸的不滿情緒在近年明顯上升，部分政界言論更傾向強硬化，導致東京難以在壓力下採取溫和姿態。北京觀察到日本民意的變化，自然更傾向認為東京正走向與華府更緊密的對抗軸線，從而降低了對話意願。
更重要的是，歷史記憶在中國社會中仍具深刻影響力。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侵略戰爭帶來的傷痕，在許多中國家庭的記憶中依然清晰。當今日日本政治人物在敏感議題上採取強硬用語時，這些歷史感受會迅速被喚起，使大陸社會對日本的不信任更為深沉。也正因如此，中日之間更欠缺能同時獲得兩國民意信任的溝通橋梁，而這種缺口使任何摩擦更容易被放大。
在缺乏政治仲介者與民意緩衝的情況下，局勢呈現高敏感、低互信的結構，雙方一旦採取任何強化政策，便可能形成快速升級的負向循環。
中日關係緊張不僅是外交議題，也直接牽動企業決策。半導體、電動車、精密化工、機器設備等產業都高度依賴雙邊供應鏈。一旦制裁升級，影響將不只來自出口限制，也可能涉及投資審查、人才交流縮減、監管環境突變等後續效應。
在此背景下，企業不得不將供應鏈調整從「預防性分散」轉向「必要性風險管理」。具體包括多國材料庫存擴充、尋找替代供應源、增加區域製造據點等。例如日本企業可能加速轉向東南亞與歐洲布局，而大陸企業則可能加速本土替代，以減輕外部依賴。
另一方面，若中日互相限制關鍵材料進出口，第三國也可能成為兩國企業轉單與供應調整的承接者，使全球供應鏈的重心再度發生位移。對國際市場而言，中日對抗越激烈，外溢影響越難測。
美中貿易戰的降溫只是地緣政治競爭的暫歇，中日之間的緊張卻正逐步升高。高市發言僅是引爆點，真正推動雙方陷入對抗的是經濟結構差異、歷史記憶累積、民意互不信任以及缺乏有效政治溝通者的長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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